地方景观书写与文脉建构——以《元和唯亭志》为中心

地方文脉蕴含于地方标识性文化景观之中,景观书写与文脉建构多见录于方志等地方文献。唯亭曾因“潮过夷亭出状元”谶语而闻名,在明末清初成镇以后,地方文士即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借用邻邑的文化要素,命名、创作了“唯亭八景”,以此打造唯亭人文丰厚的文化大镇形象。建造阜民霖雨桥并得到督抚两院题名,则显示了唯亭人善于利用政治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本地的文化资源。这些标志性文化景观,发明并继承了地方传统,共构并续写了地方文脉。     

上古神话与地域文学史的建构——以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为中心

尽管神话研究不等同于文学研究,但对于上古神话的文学研究仍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建构四川文学通史先秦部分的基本前提。与荆楚文学等中国地域文学相比,上古巴蜀神话早期文学化程度的不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先秦巴蜀文学的总体水平和早期巴蜀文学历史演进的地域统贯性。包括四川文学史在内的中国地域文学史书写在处理上古神话部分时应着眼于对神话固有之文学属性的分析,具体可从还原和整理神话谱系,揭示神话的“意态结构”以及讨论和列举神话对后世地域文学的影响三个步骤着手。     

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的生活方式为中心

翰林国史院是元代文人精英活动的中心,也是诗文创作、交流的中心。翰林国史院文士对当时文坛风气有导向作用,其活动方式对元代文坛有着支配作用。从清谈问学、唱酬聚会题咏、品题赏鉴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自宋代以来定型的士大夫的活动方式,并没有因为异族政权的建立而发生断裂,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持续而且得到了发展。基于此,即可明了元人诗文风貌的形成与趋同的相关背箭。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清末文人西方书写策略及其地域特征——以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行旅书写为中心

本文通过梳理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经历,发掘两人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采取的特殊的书写应对策略。这一策略不同于其时的官方书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焦虑下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复杂心态,并着重探讨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海外行旅书写开始之初,两地文坛的代表作者采取不同书写策略的原因与意义。     

老舍早期作品中的家庭书写与家庭观念——以《离婚》为中心的讨论

老舍的<离婚>是一部有特色的重要的家庭题材小说.它不仅生动地描写了几个形态各异的家庭,而且表现出作者关于家庭问题的多方面思考.其中塑造的"恍惚者"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小说反映出作者在生活的"诗意"与"物质"之间困惑,在情感追求与家庭责任的承担之间苦恼.其最基本的婚姻观念和家庭观念倾于悲观,即认为建立在现行的婚姻制度上的家庭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种无奈的宿命.总的看来,老舍早期作品中的家庭书写明显有别于鲁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现代文学当时的走势.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宦官家族的建构与唐后期政治研究——以宋国良家族为中心

唐后期出现了许多宦官家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籍对其缺乏记载,致使其世系及事迹皆湮没无闻。新出土的《宋国良墓志》十分重要,通过这一个案不仅可具体探讨宦官家族的世系、婚姻、信仰及相关史实情况,并对唐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泾原兵变、讨伐淮西李希烈、平定西川刘辟以及神策军京西北诸镇设置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补充史籍之疏漏。     

李唐王朝的域外形象及历史启示

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强盛的李唐王朝以自信的心态看待域外世界,其开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域外商人、僧侣、学者入唐经商、传法、学习.通过九世纪的日僧圆仁、阿拉伯商人阿布·赛义德、新罗学者崔致远等人的著作,能够清楚地看到李唐王朝的域外形象,并由此可以雄辩地说明一个国家良好的域外形象与增强其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唐代有关河湟诗歌的诗史意义

中晚唐时期,基于唐与吐蕃关系,以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而产生的河湟诗歌,涉及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吕温、杜牧、李商隐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河湟诗歌产生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唐与吐蕃角逐竞争的大背景中,既记录唐与吐蕃“舅甥”两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也反映了双方的矛盾与斗争,对研究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乃至文化史、宗教史,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河湟诗歌还以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刚健质朴的风格,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唐朝学者传承魏晋南北朝学人注史之风,先后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四部杰出的史注。这些史注达到了唐代史注的高峰,史注家们既关注史书内容的真实性,也关注史书的体例体裁。史注家们的批评意识体现出唐代前中期开阔的学术气象。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

笔记小说等历史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语言资料,其中不乏方言资料.吴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同时吴方言也是较古老的方言,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文章在梳理江浙吴方言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利用唐宋代笔记小说、文集等文献窥探唐宋江浙吴音特征.     

唐代史学杂考

本文对唐代几部重要史书的始撰或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订,认为五代史志可能始撰于贞现十七年(643),《大唐创业起居注》当成书于武德三年(620)三月至九年(626)五月间,《晋书》、《大宗实录》分别l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和永徽五年(654)闰五月,《文宗实录》的成书时间,诸书均谓在大中八年(854)三月,但从有关史实来看,似有误.     

清代山西按察使史实考异

根据有关上谕、奏折、履历等档案及吏科史书和志传家乘等资料,对清代山西按察使姓名、籍贯、出身及任职离职等有关记载歧异之史实进行考订。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     

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评梅祖麟教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等文章

近些年来,梅祖麟教授有关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的一些意见,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批评.但梅教授这些意见背后存在着三种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问题一、评价前人汉语音韵研究时不尊重历史事实;二、研究上古汉语音韵却不重视上古汉语事实;三、进行汉藏比较研究时有明显的循环论证.本文认为,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要尊重研究的历史,尊重汉语事实,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