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

韦伯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或"除魔",即把一切带有巫术(magic)性质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人日益从巫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祛魅后的世界既取得了高歌凯旋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也带来了许多深重的问题和危机。韦伯对世界祛魅之积极意义与深刻危机的双重揭橥,使他成为现代性的"先知"和"诸神时代的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韦伯关于世界的祛魅的思想,将祛魅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理性自身的启蒙——阿多诺“祛魅”观重构

理性曾经成功地祛除了世界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之“魅”,但理性自身也染上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痼痰.阿多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理性自身的附魅过程、危害性及其来源作了深入精辟的分析并明确指出了对理性进行祛魅和启蒙的道路,从而在韦伯的基础上把“祛魅”概念向前作了实质性的推进.     

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近年来,在施米特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神学化转向,认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根本基础在于其基督教信仰。针对这种神学化解读方案,需要全面梳理和分析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意义,从概念上为深入理解和讨论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奠定基础。所以考察施米特对政治神学概念的使用、政治神学与世俗化问题、政治神学与主权决断、政治神学与政治概念以及后人对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借鉴和批评,澄清对神学化的误读。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依然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解除魔咒与价值迷失——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自韦伯对现代文明演进的工具理性取向作出精辟分析以来 ,“解除魔咒”或“祛除巫魅”成了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经典语汇。但是 ,弄清这个语汇的确切内涵 ,进而在社会转型的复杂意义上用它来描述现代性对传统的洗刷和改造 ,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工作要做。本文从自然的祛魅、经济生活的祛魅、人格类型和生存样态的祛魅等方面 ,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的分析和评论。     

祛魅·立人·改制——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三大思想主题

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异化相区别,中国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异化是伦理异化,具有神圣化与物化的双重属性,这使启蒙在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的启蒙者既要致力于神圣化之祛魅,又要致力于物化之祛魅。通过祛魅而实现立人的使命,即不仅需要一般地肯定人的自然权利,而且更需要关注士阶层的人们能否摆脱物化束缚而真正成为代表社会良知的豪杰之士。鉴于社会制度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支配作用,启蒙的使命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制度变革,因而产生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祛魅、立人、改制的依次推演,体现着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演进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

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布洛赫的“元宗教”理论安希孟６０年代开始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使布洛赫（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哲学对希望神学及其形形色色的政治神学起了一种酵母的作用。他对宗教抱着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其出发点与结...     

论奥登的文学思想

奥登不仅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人,同样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戏谑观"与"祛魅论".在奥登看来,艺术的本质是戏谑,艺术的唯一功能是祛魅.奥登致力于维护文学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为文学划定了恰切的界限.他的理论是对审美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反驳.将奥登放在整个西方文艺批评传统中加以审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奥登文学思想的意义.     

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

考察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是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和必然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支配着现代人的生存品性和生存处境。究竟如何理解并面对"祛魅"的现代世界?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世界?这无论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都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核心课题,现当代哲学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在对此课题的回应中得以充分显现,它对于我们理解现当代哲学的精神品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论技术的现代性及其后现代转向

现代技术是在机械自然观的影响下而产生的科学化的技术 ,是对古代附魅技术的祛魅。祛魅后的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 ,也带来了人类精神的匮乏以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 ,因此遭到多方批判。人们对祛魅的技术痛定思痛后 ,又觉得未来技术必须采用人、技术、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自然观 ,走一条返魅的后现代道路。     

柏拉图的神学革命——浅析《法律篇》第十章

柏拉图晚年写作的《法律篇》一书中,充满了浓重的神学色彩。柏拉图对古希腊宗教进行的神学革命、家庭宗教向城邦宗教的过渡都可以在《法律篇》第十卷的文本中读到。这两个变化集中展现了柏拉图力图用神学革命整合城邦政治生活,进而拯救希腊政治命运的意图。正是这种神学革命,为基督教中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人观"开辟了可能性。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及其历史教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向唯物主义的。虽然他的批判并不彻底,但在那政治领域荆棘丛生的年代,这种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政治斗争,并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因此,总结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批判的成就与缺陷,坚持对宗教神学批判的理论彻底性,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马克思的读者施米特和政治技术化批判

作为现代性的技术宰制呈现出多重面相,而将其植入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人们须想到施米特。作为马克思读者的施米特,应对经济—技术思维、经济决定论的虚无主义问题,揭露马克思主义与关于秩序的实证主义学说在结构上的异质,以及提升辩证法的政治—实践哲学取向等等都值得我们细心体味。尽管施米特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对待技术,他片面地蜷曲在“整个政治的历史即敌人严格定义的历史”这一中心点上,从他的理论只能浮惑地和主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推动者——无产阶级理论。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生产规律,还是施米特思虑的是权力政治秩序,都不能抛开既定的“现实性”,也要为必须建立秩序的社会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开辟道路。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返魅:低碳技术的转向及其哲学思考

在当代,作为返魅的低碳技术,缘起于解决人类发展的困境,缘起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缘起于从还原论到整体有机论的转变;技术的历史和逻辑发展与人对自然的认识一样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从附魅、祛魅到返魅的过程,从古代技术的附魅到现代技术的祛魅转向低碳技术的返魅.作为返魅的低碳技术总归还是技术,能否跳出附魅—祛魅的怪圈,需要我们从价值、影响、目标等维度找到一个把握低碳技术发展的新视角,需要我们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     

论仪式的审美现代性

仪式是信仰的表达形式,先天具有以"互渗律"为基础的人类想象和情感体验。人们通过感性体验将传统、习俗、宗教、道德、信仰等融入自己的生活中,从而获得对信仰的感性理解及坚定的内在根基。然而,以"分裂"、"祛魅"为特征的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却使得仪式从传统、宗教、道德、信仰等内涵中脱离出来,逐渐蜕化为仅具有审美功能的空泛形式,从而造成人们对"信仰"及"美"的狭义化解读。     

理性的“盛宴”与自由的“救赎”——启蒙的现代政治关怀

启蒙是在人类发展史诸多领域中展开的心智开启活动，在宗教领域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争取宽容与理性；在政治领域，反对特权和专制，争取思想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神学非理性和权威主义，主张科学的理性和经验主义。启蒙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所承认，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和诘难。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政治领域“自由”所呈现出的种种镜像，有必要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让启蒙保持自身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向度，对“祛魅”的世界进行再启蒙。     

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神迹观的批判及其启示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集中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该书旨在祛除神学成见,为哲学体系的构建扫除思想障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宾诺莎从《圣经》出发,采取了实证性的批判和语文学、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一方面批判《圣经》中的神迹教诲缺乏实证论的共识原则,体现了古代犹太民族的成见;另一方面质疑创世论、神意说和神迹说之间的相互证成。斯宾诺莎神迹批判的局限在于:他以理性充分自足的假定为前提,没有充分考虑全盘拒斥理性的新教信仰立场,因而未能触动并有效驳斥加尔文派的神迹学说。因此,从"耶—雅冲突"的视角看,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胜利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态度上的胜利,文学和修辞上的讥讽与嘲笑发挥了关键作用。施氏著述的现实意义在于,他为之殚精竭虑的思想处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我们在当下中国的处境,因此跟随他一起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核心问题。     

论“除魅-赋魅”的文化悖论

马克斯·韦伯的"除魅"概念因其对西方理性化所导致的意义危机的深刻把握而成为文化分析的有效理论工具之一。在做出这一判断的同时,韦伯同时也指出了、批评了"除魅"之后种种"返魅"的现象。结合此前的席勒和此后的本雅明的有关论述来看,所谓"返魅"其实是文化艺术对"除魅"后世界的"赋魅",它既可以选择回归传统的形式("返魅"),也可以采取重新创造的方法("造魅")。"除魅-赋魅"的双重过程和悖论逻辑不但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的内在关联,而且也蕴含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现代人也仍然需要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现代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给世界"赋魅"。从这个角度看,韦伯所说的"除魅"或许就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赋魅"的不同方式。     

祛魅与返魅:新世纪生态小说的现代性反思

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是人类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只有深刻反思现代性的文化逻辑,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现代性以智化与理性,摒弃任何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追求对"世界的祛魅".而新世纪的生态小说通过灵异动物的本性重塑,远古神话的回响再现、以及民间宗教的激活复归,演绎着自然世界神性,从而显示反拔着现代性对自然的祛魅,蕴涵着作家对现代性予以反思与质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