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政治实践中的本土化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和提高人民民主质量。依托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现阶段公共事务治理中显示了巨大的民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以人为本: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

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和认同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把握,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力量源泉,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     

依法执政的宪政价值阐释

现代政党制度是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宪政价值。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的有益探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程序化和法律化,从而推动我国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依法执政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实现宪政的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     

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必须还权于民,将人民当家做主制度落到实处;必须关注宪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五四宪法的民主政治渊源

五四宪法是近百年来国人民主政治追求的理论升华。近代的君主立宪运动和民主共和实践完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启蒙,给中国留下了关于宪法和法治的最初印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五四宪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五四宪法铭记着国人为救亡、强国、民主和自由而前赴后继、浴血抗争的历史,夯实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产党人论民主--20世纪40年代中共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作为全党今后务必努力提高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说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将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本文梳理了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人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①旨在阐述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政治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以卢梭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人民主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权思想的思想理论前提,人民主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经历欧洲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主权思想进行了彻底改造和本质性的超越,强调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把人民当家做主规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从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权思想的强烈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不断实现"人民主权"的过程,这一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这一过程的主要线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政治发展的基础性、连续性、重点性三个特征为主要内容,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健全和完善监督方面的法律和制度,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演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形成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人权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为保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