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而言还是对研究来说,都由来已久。划分的目的当然应是为更好说明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也更易操作。但若对研究发展的总体作评估,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进行规模和数量上的比较,似乎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外部研究。尽管从科学意义上说,数量多并不一定等于质量高,但还是必须叩问,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的、商业的压力,是否也可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中寻找到某种答案?随之必然要问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总体到底该如何理解?还必须追问,是否存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代文学?因为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本身似乎就在表明,现代文学是可以也可能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划分的。然而,外部研究的和内部研究的此消彼长的客观存在或许也在提醒:其消长和对峙只是因为,仅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很可能无法解释另一些现象,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可能是大于研究方法的,也因此才会不断有未被发现的阴影和遮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研究和对现代文学内部外部的划分上出了问题?急于想把问题说清楚,却以化约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了代价。也许恰恰是划分本身的简单与片面,令研究者难以面对一个整体的、多侧面的和矛盾行进着的现代文学,直到无法正视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最终反而难以科学说明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

本文着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演进,首先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作一历史的回顾,进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文学思潮与文学思潮的关系、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以及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多维关系,最后对中国三大文学思潮进行定位与评价.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清理极左思潮, 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 “走向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新方法的引进, 文化热的介入, 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兴起, 多种研究思潮的交织碰撞促成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复杂、丰富深入的研究格局; “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讨论, 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追求的新的文学史观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尝试和努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新的讨论、人文精神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都是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深层思考,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法和视野都有内在的深刻影响。     

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三个关系维度

文学接受是文学的效果和产生基础,文学形式是文学存在的标识与构形,意识形态是社会对文学及接受的组织,也是文学进入社会的现实方式与途径,它们是一个文学事件出现的基本关系系统。它们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三个基本关系维度,是由现代文学理论方向即沟通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当代我国文学理论存在特点即个别研究与综合研究的分离、文学本性认识的深化即＂关系性＂存在等方面决定的。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词既是对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存在的历史指称,更是对文学意义的价值表述。就其文学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民族性）的价值追求。回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它的“内容”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和阐释要比研究它的“形式”意义深入、复杂得多,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的“现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其获得独立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标志。所以,探讨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渊源与流变、独特性与丰富性问题也就显得日益重要而紧迫。关于文学的文体形式…     

民俗·启蒙·审美——民间信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取向

民间信仰不仅成为现代文学"驱妖打鬼"的启蒙对象,而且它是一种潜在反映民众世俗欲望、人性人情的民俗抒写.民间信仰的"现代"文学参与,接续和深化了现代文学幽魅神秘的美学色彩.中国现代文学尝试和探索了民间信仰民俗的、启蒙的、审美的多重文学书写.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翻译文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依据和历史流变轨迹.     

从现代性到全球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检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和资源构成.文章认为现代性和全球性作为西方话语可以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维视野,但不能取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对象本体和研究主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我们需要在厘定西方理论的背景、内涵和边界的前提下,洞察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实质和特殊性,在坚持个体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破除悬置在主体或客体之上的形而上学理念,回到历史本身,回到现实自我,在对象、时代与自我之间实现历史的还原和思想的创造,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发展.     

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趋向

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构建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近代文学学科自建立以来,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学科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迫切和紧要的是确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构建近代文学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今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女性文学、翻译文学和文献学三个方面.     

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入史,但中国现代文学治史者仍有许多困惑,诸如研究对象的称谓——概念问题、研究单元的界定——分期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现代性问题等,至今无法廓清。梳理学界有关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论争,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已是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当务之急。在对研究现象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以“五四”文学为内核的文化场的设想,以期在文学本位上解决上述部分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外延与内涵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在内涵上我们过去一般把它理解为五个层次,或五个基本要素,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作家作品。其中作家作品中又包括四大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外延一般理解为研究范围,就文学时期而言,是指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的文学,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期内研究上述五个层次的问题。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专题讨论)

王富仁认为,在新世纪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新的感受和思考。朱鸿召认为,与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袁盛勇认为,在1949—197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本真,应该直面它的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时间分期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过程与结果同时存在的复杂问题,它的主要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但长期以来,在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进化论时间观利用人们“趋时附新”的心理追求,对现代转型进行了多种阶段性命名,如阶级革命、文化革命、整风运动、大跃进,造成了“转型”意义的搁浅。其实,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与文学本体的确立是一个互证互动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是文学本体观的确立;另一方面文学本体观的深化又加快了现代文学的转型进程。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学术基础,第一是中国文学的学术基础,第二是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基础。鲁迅是将西方的文学研究传统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开拓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开辟了以西方文学学术体制的文体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他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和勃兰兑斯式文学批评的首倡者和卓越的实践者。鲁迅自己的文学实践也为瞿秋白开创社会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准备了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文学发生十数年后,在鲁迅等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开辟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只有在全面继承和发展新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才有可能建立起这个学科的学术辉煌。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进行详细梳理、辨析与论证。从研究对象看,较之从经济角度对传统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研究对象已然转变至现代文学;较之此前已有的从经济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潜在研究对象将是在这基础之上的"民国",更具整体性。从研究目的看,以"民国经济"为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现代文学经济学,也不在于梳理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纷争,而在于对文学、文学中的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阐释视角的有限性,细心甄别研究对象,并力求回归文学本位。     

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中西维度

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对象与内容、理论与方法、问题与意识、意义与价值及其学科性,学术界经过多年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关键是中国文学"古"与"今"的关系问题,即中国古代文学如何向中国现代文学转换,"古今"和"演变"是关键词.     

文学研究的危机、救赎与契机

除了文学边缘化以及文学在当代文化布景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变迁以外,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基于西方文学概念和文学分类法建构的现代文学观.这种严重危害集中地体现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它既不能有效阐释中国已有文学事实的真相,也不能有效应对新的文学形态.观念史研究和范式理论部分地拯救了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但仅仅是权宜之计.后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文学人类学在文学研究内部所起的动力性作用是当今文学研究的三个机缘,对于变革传统的文学研究图式,构建多层系的文学范式理论,寻求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文学观念以达成人类文化之真理性认识,具有实验性意义.而综合性、差异性、生态性、建设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气度与实践品格,也是构建时代文学研究新景观之必须.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贯穿"古"与"今"、"旧"与"新"的通道

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对待古典文学资源?它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借鉴?能否借鉴或者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是否存在可资沟通的渠道?这些问题都是文学“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特邀约六位学者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希望借此引起大家的讨论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