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

宗教和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有密切关系。本文试就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的关系、对回民起义的影响,作初步论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一伟大导师恩格斯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回族是和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回族多数群众的感情不同程度地受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历史上的回民起义,回民掀起的巨大风暴,或浓或淡地带有伊斯兰教色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或没有得到党领导的回民起义,一般都是如此。     

凤翔回民起义原因辨析

一八六二年五月(同治元年四月),爆于陕西华县的回民反清斗争,如星星之火,不久即燃遍全省,波及西北大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为期长达十二年之久的“陕甘回民大起义”。陕西凤翔是这次回民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但从新、旧史书上看,关于凤翔回民起义的原因、经过等问题的叙述不甚详细;更有不少诬陷攻击之词充斥于反动史书中,如《清朝全史》第六十六页上载: “先是同治元年七月,凤翔之回民杀汉人,围郡城”;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七三至卷一七八《纪事七》至《纪事十二》的编纂者吴廷锡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的立场上,把镇压回民起义的反革命行动标之为:“平定回匪”! 当时的凤翔知府张兆栋在他上报的《禀回民叛乱请发兵剿办由》中更恶毒地辱骂回民     

评金积堡回民起义和马化龙

●本文认为清同治年间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宁夏回民起义是一场反对民族歧视、求取民族生存的不彻底的反清起义。起义中的主要首领马化龙时而起义,时而就“抚”,没有坚定的反清态度,他仅仅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回民群众向清朝统治者进行了有限的斗争。     

清末西人笔下的咸同回民起义

发生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云南、西北回民起义是清末各种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的重大事件,前后持续20余年,波及西南、西北许多省份,回汉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事件引起当时在华西方人的关注,其中一些人在发生地或亲历、目睹了起义过程,或进行了社会调查与访谈。他们留下的记述,成为探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补充了中文史籍的局限,为考察清末回民起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

清朝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在陕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是回族人民不堪清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过去有的论著把这次起义说成是“联合”汉族人民进行的起义。韩敏、邵宏谟二同志在《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中,也把这次起义说成是“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     

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探讨之一

回族和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阐述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本人拟从“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伊斯兰教和回族经济”、“伊斯兰教和回民教育”、“伊斯兰教和回族民间文学”、“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民和清真寺”七个方面,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第一篇。     

民族宗教问题抑或官逼民反——抗战时期海固回民起义再探讨

1938年底至1941年初,甘肃省所属海原与固原地区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国民党地方官员面对不同的言说对象,对回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说法不一,闪烁其辞。通过对档案史料记载研究分析发现,海固回民起义不是因民族或宗教问题而起,完全是为了反抗国民党暴政。当然国民党民族宗教政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纪念陕西回民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陕西省历史学学会主办的纪念陕西回民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2年9月19日在西北大学举行。陕西省历史学学会会长彭树智教授主持了这次会议。来自省内高等院校、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事陕西回民起义史研究的回汉专家教授40人,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在会议开幕式上,彭树智教授首先指出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重要意义,并对陕西省关于回民起义史的     

解开历史的疙瘩——喜读《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

有清一代,封建统治和民族、宗教压迫极其残酷,西北回族和各族穆斯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起义频频发生。每次起义都在西北乃至全国引起震动,对后世亦产生很大影响。正确认识和阐述西北回民数次发动的起义,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多年来,许多同志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论文和著述,但除解放初期马霄石先生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外,至今国内尚无一部较为充实系统的回民起义专著。许多重大问题争辩不清结为疙瘩,并反映到有关民族的思想上。《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的学术著作,其论点论据是作者积多年努力,对西北回民起义进行比较系统论述的一个集结。读来令人欣然有所收益,对解开回族近代史上的一些“疙瘩”,也不乏启迪作用。     

左宗棠在陕甘与新疆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与他前此在陕甘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淡,并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历史事实,通过比较研究,予以澄清。如所周知,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过程中,左宗棠虽然一再标榜“不分汉回,只分良莠”,并对起义回民实行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把“痛剿以服其心”作为“招抚”回民的先决条件,鼓吹“凡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抚者,未有著意主抚而能     

清代回民起义军眷属问题探析--以乾隆、同治朝西北回民起义为中心

起义军眷属是清代回民起义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隐藏在轰轰烈烈反清起义背后、始终失语的特殊群体,他们同起义军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其存在对起义军的军事活动有着或明或暗,或正或负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起义军的最高决策,而起义军对其眷属的安置和保护策略经历了由留守到随军的演变过程,而起义军眷属也不得不为起义军的“叛逆”埋单,遭受清政府的“正法”与发遣。     

国内出版的研究东干族的三部著作

东干族 (中亚回族人 )是 10 0多年前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 ,由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被迫迁移到中亚地区的回族后裔。他们被俄罗斯人及中亚各族人称为“东干” ,在前苏联时期民族划界、民族识别时 ,被划定为“东干” (Ｄｕｎｇａｎ)族 ,但他们一直自称为“回族”、“回民”、“老回回”、“中原人”。他们迄今保留着自己的母语———汉语陕西话、汉语甘肃话和本民族固有的传统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及其他习俗。现在他们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和国 ,约有 10万人。他们在保持特色的同时 ,善于与当地文化氛围相…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的撰述与价值

在中国近代史上,咸丰、同治年间绵延西北各地的回民起义规模很大,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汇合成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然而,西北回民起义自身几乎没有文献传世。研究这次起义,我们能利用的,只有清光绪间官修的《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这是军机处关于咸同西北回民起义专     

马联升“受抚”浅议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震撼全国的云南回民大起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清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马联升领导的滇东回民起义是其中有影响的一支大军。其斗争规模和战斗精神,使滇东“七府州县无人抗衡”。但是,时至今日,如何评价马联升的“受抚”问题,史学界仍然褒贬不一,甚至还有马联升是“叛徒”之说。笔者对此说当然不敢苛同。现在,依据史实对马联升的“受抚”问题作些具体的历史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义歷史調查紀录”序言——兼諭陝西回民运動的性質

一、調查的原因为什么調查同治間(1862——1874)陕西的回民起义运动,主要根据了下面几个理由: 第一,同治年間陕西的回民起义,对于西北的回民历史来說,应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在此运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別是渭、涇、洛三河流域,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区,但自这一运动发生以来,清代統治阶級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的回民以外,整个被驱逐出境或被屠杀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历史上陕西人民民族成分的原有面貌。原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共二十多个州县里住有回民七、八     

中亚回族的民族意识与汉语论著中"东干"一词的使用问题

今天 ,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回族 (东干人 )总人口已超过1 0万 ,他们是 1 2 5年前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沙皇俄国境内的陕甘回民的后代。这一部分回民虽然与母体分离了 1 2 0多年 ,其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都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与生活在中国的同一民族的主体相比 ,在发展方面产生了一个断层。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民族内部称谓上仍称自己为回族或回回。“东干”一词是讲突厥语和讲俄语的人对回族的称谓。因此 ,在中国出版的汉文论著中大量使用“东干”、“东干人”、“东干话”之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对这部分回族来说也有失礼貌 ,不利于他们与中国回族同胞的联系交流。长此以往 ,人们会误以为是另一个民族。     

苏联回族文学概述

苏联境内的回族被称作“东甘”(过去有人汉译为“东干”)族,但他们仍自称为“回回”、“老回回”,有时也说是“中原人”。他们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在起义领袖白彦虎等人的率领下先后移入俄境的部分回族人的后裔,现有人口7万多,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坦伏龙芝市郊、伊塞克库耳州(热湖)省、奥什省及楚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省、江布尔     

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领导层及其对起义影响之比较

咸同之际爆发的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其领导群体在民族结构、文化教育、教派分歧等经历背景以及植根于其间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较为深刻地影响着两次起义的进程及结局,在一定程度上使杜文秀起义和甘肃回民起义的外显面貌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差异。     

左宗棠“安民”在泾源

18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回族起义,相继从陕西、甘肃发起,十年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后来在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这场起义于1871年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了进一步迫害回族,特令陕甘总督左宗棠进行所谓的“善后”“安抚回民”工作。左宗棠在承办“安民”工作中,不惜采取一切残酷手段对迫降的回族鱼肉凌虐、施以报复。“安民”政策就是强制回族分散按指定地点迁移,其目     

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回民起义前,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回民起义,使云南、甘肃回民起义外在的历史面貌表现出众所周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