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及其德政思想

清华简的发现,具有极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周公之琴舞》类似于《周颂》,是一组十分珍贵的先秦佚诗,其中的"启曰"、"乱曰"等词汇与先秦诗乐舞传统的关系,也很引人关注。《周公之琴舞》体现出修身与治国相结合,敬天保民,力行文王之德政的治国思想,为现在的"以德治国"提供了一定的精神支持。     

论孟子的德政思想

文章指出孟子以唐虞三代之盛世图景为理论参照,以性善论为心性凭借,以制产裕民为先决条件,建构起一套极具民本色彩的德政思想体系。同时,孟子还对德政模式下的社会阶层结构、人才选拔原则及德政理想的现实切入路径作了极富智慧的探讨。     

先秦儒家德政三题

先秦儒家德政理论作为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思想，主要阐述物质生活与道德修养、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与被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德教与刑罚等相互之间的关系，既解决了道德教化的物质基础问题，又解决了前提动力和保障问题，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     

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并奠定了中国古代伦理型行政管理理论的基石。这些思想材料对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勤政爱民、实施德政。、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核心精神是仁学。孔子主张以仁义治天下，其学说都是围绕着这一主干展开的德政思想便是仁学精神的展开。孔子主张人类仁爱，仁者，“爱人。”[1]从这种仁爱思想出发，演绎出行政管理方面的德政思想，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实施行政管理。孔子提倡德治，反对暴政。他说：“君子怀德。”D认为只有实行德…     

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之融合——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

本文论述了先秦人文精神的历史渊源及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为技术思想提供了可知论并促进技术主体的能动性;先秦儒家重视生态整体性的人文精神,为技术思想提供生态伦理意识,为技术思想提供了合理的人文规范,体现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在人与自然层面的高度融合.     

论孔子的德政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在继承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德政学说。孔子的德政学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而且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是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认真研究的     

先秦诸子变通史学思想评议

本文以先秦诸子思想为考察对象 ,从中挖掘中国传统变通史学思想的源头 ,进行一番清本正源的探讨。全文从三方面来揭示变通史学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过程 :一论述变通思想产生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二概述先秦诸子对变通思想的哲学诠释 ;三阐述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笔者认为先秦诸子的变通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法先王与法后王 ,因革损益 ,治乱盛衰     

论《文子》德育思想

先秦道家重要著作《文子》搭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桥梁,描述了道具有“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五个特性,提出“仁义为本”是治国之基、德政之要,指出德育是个体“虚心返初”和推行德仁义礼、实施德政的前提和基础。《文子》认为德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体道、悟道、得道、行道具有“心小、志大、智圆、行方、能多、事少”特点的圣人,提出了“明道知权”“智能兼备”的人才标准和“不以小恶妨大美”评价原则,并基于“自然”阐述了“无为而治”“不言之教”的育化方法,主张个体要“养形修身”,以养神为主做到淡泊寡欲、致虚守静、柔弱谦卑、守精保真;以养形为次做到“节”“适”“和”“便”,形成了系统的德育思想体系,推动了中国德育思想逐步摆脱神秘而迈入理性轨道。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李世民的德政思想初探

李世民的德政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治绩彪炳千古,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有著名的“贞观之治”。他的德政思想在德法兼用的治国方略上。在君民舟水之情上、在君臣修身治世上,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作法。这些见解和作法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道心理和谐思想及其比较

先秦儒道两家文化是以"和"作为自己的价值内涵与理想目标的文化,其中蕴含有丰富的心理和谐思想。通过对先秦儒道心理和谐思想进行分析阐述并对其异同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们虽然存在着实现心理和谐的方法与途径的不同,但它们有着向内用功以获得心理和谐的相似性,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人的心理和谐。先秦儒道两家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共同支撑与推动着心理和谐思想的阐扬与发展。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先秦儒家与伊斯兰仁爱思想的比较

仁爱思想是先秦儒家及伊斯兰伦理文化的核心与基础。儒家提倡亲亲为仁,克己为仁,施行仁政。伊斯兰倡导敬爱安拉,仁爱互助,平等博爱,关爱自身。儒家之仁与伊斯兰之爱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具有区别。二者相互融合,能够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家庭和睦与稳定,增强民族团结和凝聚力,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论荀子道德教育观对孔孟思想的继承

先秦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尤为注重道德教育,继承传统是其道德教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之一。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在创建道德教育思想时,继承孔子、孟子的道德教育作用论、目的论、内容论和方法论,从而弘扬了儒家传统,丰富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增强了儒学的入世能力。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修身与赤身：两种不同的处“身”理想——先秦身体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

人的身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人文性,是为各种话语形态所建构的,是历史的作品。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基于自身不同的人文价值取向而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处＂身＂理想：修身论与赤身论。它们从身体出发思考人作为身体性存在如何确立自身独特的人文品格,共同反映了先秦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过程中人们自我塑造、自我超越的热忱与创造性。     

从《礼记·王制》看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

《礼记·王制》对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涉及到积蓄防灾、养老和残疾人救助等方面。这些有关社会救助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已得到了实施,并对后世传统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

自晚清开始,儒学经历了新陈代谢的过程,对此,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文化保守思想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改造儒学,期望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却适得其反,加速了儒家经学的衰落。从中虽见历史的大势所趋,然而对其个人来说,难免是个悲剧。同时,他们为儒学的转变和新生作出了贡献,如对现代新儒学有所启发。尽管这一转变尚未结束,对其努力还不能定论,但由此体现出的思想解放意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