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

"辫子问题"和清朝的建立与灭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军入关,以惨无人道的留辫运动建立了在全国的绝对权威,进一步使中国专制社会传统的泛政治文化的思维方式广泛传播.反清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辫子问题"成了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民初涉及全国的剪辫风暴,则成了辛亥革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追求个性解放、推进民主共和不自觉地联系在了一起.和清廷的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风暴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这反映了历史的一大进步.     

清末粤、港地区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革命党人在粤、港地区的剪发易服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借之鼓吹反满革命,攻击清廷统治。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革命党人又利用剪发易服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并同清廷压制剪发易服的种种措施进行斗争。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鼓动,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论南北议和期间的黎元洪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黎元洪一直是以复辟势力的代表载入史籍。因为此,黎元洪在首义之初投入革命营垒,与革命党人并肩反清的历史常为研究者们忽略不提。其实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诱和至清帝退位,即南北议和时期黎元洪的历史很有考察的必要,看看这一时期黎元洪在袁世凯与革命派之间的态度,对考察其一生的历史,特别是从主观上考察其对反清革命所持的态度很有作用。     

简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与清末政局

政治暗杀既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为了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激发起国人的反抗斗争精神,震慑清统治者,消灭顽固死硬分子,排除革命的阻力,革命党人策划了一系列对清廷重要大员的暗杀活动。尽管这些暗杀活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局限,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均对清末政局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政治影响,皆是反清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西部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革命烽火迅速向中华大地蔓延。内地各省纷纷响应,举兵＂独立＂。这一历史巨变,也震动了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的内蒙古地区。在山西革命党人发动和影响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归绥、包头等地陆续爆发了反清起义,革命烽火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燃烧起来。     

《齐鲁公报》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关注和评论

《齐鲁公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省各界联合会的机关报.其关注武昌起义后的山东社会时局变化,报道各地反清起义和督抚表现,评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介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其民主革命思想等等,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这是辛亥革命造成的民主潮流在山东的突出反映.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和信息的重要载体,该报不仅推动了山东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响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对最终推翻清廷统治、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起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前辽宁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自1905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辽宁省(时称奉天,下同)发生的抗捐抗粮斗争、饥民抢米风潮,以及革命党人进行的反清斗争,前后不下数十次。这些斗争是当时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辽宁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辛亥革命前夕,辽宁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生的直接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猖獗,给辽宁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灾难。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沙俄在辽宁境内的一切特权。大连地区成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1906年5月,日本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大连;同年七月,改旅大“租借地”为关东州,置“关东都督府”;     

剪辫放足与其对中国迈向近代的历史意义

结辫裹足与封建专治有密切联系。近代社会以来，戊戌变法志士们对剪辫放足具首倡之功；辛亥革命对剪辫放足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剪辫放足的艰难实现，体现出剪辫放足对中国人冲破封建束缚、迈向近代的伟大意义     

读《辛亥革命在贵州》

1911年,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在中国施行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在神州大地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革命。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次广州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 ,广州曾连续发生三次反清武装起义 (1895年、 1910年、 1911年 ) ,这在当时中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体现了广州这座城市所蕴藏着的巨大革命潜力。这三次起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奠定了广州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与中心地之一的历史地位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     

论杜文秀起义的历史意义

本文认为,清朝咸、同年间在云南发生的回民杜文秀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杜文秀起义响应、拥护了太平天国起义,与后者遥相呼应,是以后者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杜文秀起义坚持时间长达18年,地域涉及滇、桂、贵、川等省,因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滇、桂、贵、川等省的封建统治,使其呈现摇摇欲坠之势。第三,杜文秀起义对晚清云南社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变。     

论孙中山民元让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以武力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北伐计划一时难于实行。南方的革命军力量相对弱小，要战胜强大的北洋军阀也无可能。在此情况下，孙中山毅然放弃北伐的计划，决定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予袁世凯，以便假借袁世凯之手实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这实在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切实可行的策略。一味地指责孙中山不坚持武装斗争，是不公正的，简单地把让位说成是“失误”或“悲剧”，也是值得商榷的。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论甲辰长沙起义

1904年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虽然因事泄流产而未及发动,但它却提出了明确、完整的反清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为革命党人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起义创造了条件,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准备了一批骨干,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困厄与抗争:清代思想史的分期、特点和理论突破

考察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三大特色和九个理论突破。第一阶段是从顺治朝到雍正朝,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批判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起,特别是经济学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突破专制特权至上主义而确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伦理原则的观念,突破专制主义的抽象类精神而凸显个人权利,突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而致力于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乾隆朝到道光朝二十年,主要特色是意识形态批判和知性精神的发展,突破程朱理学的禁锢而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突破“道统论”的禁锢而提出“废道统之说”、呼唤学术独立,突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儒“议论法戒”的传统而确立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的原则。第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其思想特色是从魏源开始的中西政体比较研究以及政治体制与国民性之关系的探讨,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区而据实肯定民主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昭示“道”应时而变的必然性,突破以“礼义文明之邦”傲视天下的观念而深刻揭示道德与制度的内在关系。第三阶段仿佛是向第一阶段的复归,但却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着清初学者为二百年后的中国著书立说时所怀抱的理想。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是政治上的突变。但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来看,例如推动近代中国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并形成体系,推动机器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铁路轮船为首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电讯邮政等的发展以及以银行、保险、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结算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在经济领域中同样实现了"突变",也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