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者的合作:中日加强经济外交合作的原因与可能

作为东亚两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竞争关系难以避免,两国在国家实力对比、伙伴关系发展、地区制度偏好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竞争态势。尽管这种竞争对立关系长期存在,中日仍然能够在经济外交相关领域开展合作。这主要是因为,中日竞争不合作带来的国际风险与代价较高,一味竞争可能带来双输局面;并且,两国开展合作的成本较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共同制度联系有助于降低合作难度,适宜的时机亦为中日接近提供了便利。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是竞争中的中日加强经济外交合作的又一个鲜明例证。可见,当前竞争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逐渐呈现非零和的特点:既是对手,又存在可以合作的空间与潜能;不过,由于其中的竞争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还需在合作过程中保持清醒,继续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印参与自由贸易区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印两国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呈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点。与此同时,两国参与自由贸易区建设又蕴含着一些矛盾和利益分歧。客观地看,两国参与自由贸易区难免发生利益碰撞,但只强调竞争并不符合两国利益。     

印度洋安全局势与中印面临的“合作困境”

近年来,大国在印度洋的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均越来越明显,出现了经济合作与战略互疑并存的状态。地区问题带来的动荡和战略竞争引发的动荡"此起彼伏",给印度洋安全局势增加了新的紧张和动荡,由此也使得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更加突出,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不断向海洋延伸。中国西进印度洋,被印度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即便在中印两国的利益交汇点逐渐清晰,挑战和威胁逐渐趋同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从未改变。新德里对北京在经济合作上的态度相对积极,政治互信上的反应则相对谨慎,两国似乎正在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     

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中印共同崛起构成了分析当今这个亚洲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要背景。历史经验显示大国崛起既可能在高烈度冲突中完成,也同样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且后者对有关大国的利益更明显,这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印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的走向又是决定两国崛起之结果的关键因素。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作还是竞争甚至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与因素,而处理两国关系的要害是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这是分析中印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

日本为构建与扩大海洋国家联盟,积极推动与英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和交流,其中尤为注重推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这一战略动向值得关注。在日本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建的背景下,日英安全防务交流与互动相比之前更加频繁和高效,加之双边固有的意识形态认同,推动了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两国不仅以安全防务交流为重点,还积极深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海洋秩序",寻求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进行合作,进而成为印太地区新的不确定因素。日英在战略利益和外交需求上存在互补,均强调共同价值取向,并与美国同盟机制联动,促进了日英关系"准同盟化"。但两国在国家利益、外交定位、战略指向方面存在"分歧",加之均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将制约这种"准同盟化"的发展。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中日关系因素——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随着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沉寂多年的东亚货币合作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机,对过去合作经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未来合作的顺利展开。通过借鉴货币政治学相关研究并使用金融资产交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全面考察东亚货币合作后发现:美元体系带来的货币困境、制度困境与结构困境共同促成了东亚国家对于货币合作的强烈需求;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历史赋予了"10+3"主导、大国竞争、"东盟方式"等三大特点,其中中日竞争与合作是东亚货币合作内生驱动力的关键,在合作制度层面与金融一体化层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未来中日两国需高瞻远瞩,妥善解决政治分歧,在"互联互通"理念下协同推进东亚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的有效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从油源和油路的保证上来看,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都在我国能源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与俄合作的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和认真研究俄罗斯的"能源牌"战略,在合作中实现"双赢";要认识到日本和韩国对俄能源合作与我们利益的相似性,争取在对俄能源合作方面实现"多赢"。必须进一步巩固两个"国家年"的成果,不断强化两国的友谊和信任,以此促进两国能源合作。在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加强其他领域的合作,特别是高新技术、机电产品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全方位的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在中俄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加强与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中韩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战略进路

中韩两国在半岛无核化、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构成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基础。中韩两国在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朝核问题、帮助朝鲜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构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互信与安全合作机制方面积极合作,发挥着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成为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实现永久性和平的重要推动力量,并在共同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中俄科技互补性分析与合作方式多样性的探讨

中国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最具发展潜力的重要领域。由于两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各自地区的经济、科技发展不平衡,彼此的科技需求也不完全一样,由此形成了需求互补。这种互补的客观性要求我们在对俄的科技合作中采取灵活多样、力求实效、稳步推进的策略。在具体合作形式上,应当不拘一格、方式各异,努力做到技术引进与输出相结合;科技合作与人才交流相结合;引进技术与培养人才相结合。     

中日两国FTA战略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缔结FTA已在世界上成为一种潮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相当进展。中国和日本也开始积极参与本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制定和实施FTA战略及有关政策。中日两国的FTA战略存在相似之处和利益交汇点,同时由于双方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和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二者也存在不同之处和利益分歧点。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关系及其地区影响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有望在未来深化战略合作。地缘战略是两国战略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决定了澳大利亚始终有同印尼改善并加强战略关系的动机,并使印尼在南海争端中同澳大利亚拥有部分共同利益。中美战略竞争格局是两国战略关系发展的推动力,催生澳大利亚以海洋战略为核心的新"前线防卫"政策,并增加印尼在"独立积极"外交政策下同各方加强战略合作,甚至做出有倾向性选择的可能性。若两国在未来加强传统安全合作,将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印度—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合作:新特征、逻辑动因与未来动向

近年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度—印尼)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升温,海洋安全合作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两国在海上联合演习、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和多边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印度—印尼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逻辑动因既有地缘战略因素和"制衡"中国影响等因素,也有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追求大国地位的综合考量。可以预见,海洋安全合作将是印度—印尼未来合作的重点内容,并成为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但是,受印尼大国平衡战略、两国经济联系的不紧密以及域外大国因素等影响,印度—印尼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着一定挑战和限度。     

以共同利益推进区域产业政策合作与协调

产业政策是当前我国区域竞争的重要手段,区域产业政策竞争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区域产业趋同、资源浪费、区域关系恶化等问题。因此,区域产业政策合作与协调非常必要。但产业政策合作与协调面临诸多障碍,必须从构建共同的利益基础开始,加强区域间产业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东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问题研究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海权演变与国际制度的运用

"二战"后,国际制度及其运用成为海权演变的基本方面。海权的国际制度"资源"包括四种要素:国际海洋法、利益协调制度、安全互信制度和海军军控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分配,或有助于国家对海洋利益的维护。海权中国际制度的"运用"包括两种模式,即"制衡"与"合作","制衡"模式是国家以制度抗衡他国扩大海洋利益的行为,包括直接制衡与间接制衡;"合作"模式是一国将其主张的规则与他国支持的规则相协调,包括法治合作、霸权合作和合作安全。     

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海洋安全不仅是美韩两国合作的重要层面,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领域,影响美国地区战略的实施前景。随着中美之间发生权力变迁以及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韩深化了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韩国加强了地区多边海洋安全合作,并积极配合美国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但另一方面,两国也存在分歧,韩国并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争。通过对比两国海洋战略,可得知,虽然两国的海洋战略目的存在一定分歧,但战略手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有能力实现韩国的战略目的,也能帮助韩国增强其海洋力量;韩国则能为美国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区海洋力量,以及机动作战的支援,这奠定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因此,未来中美权力变迁期间,美韩同盟关系很可能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     

美泰海洋安全合作的演变及动因

美国、泰国海洋安全合作内容较为丰富,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发展受到两国政局、两国利益、国际格局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美泰海洋合作早期以贸易为主,冷战开始后,美泰缔结同盟,两国海洋合作变为以安全为主。一直到21世纪初,双方海洋安全合作关系时好时坏。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开始执政后的8年里,美泰海洋合作升温,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海洋的诸多联合军演是两国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的主渠道。不过,在此时期,美泰海洋安全合作再次受到泰国军事政变、泰国独立外交政策等因素影响。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美泰同盟关系及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有所恢复。未来,两国对彼此的安全需求仍较大,海洋安全合作总体将向前发展,但亦有制约因素。美泰海洋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并不直接和紧迫,但对"一带一路"建设仍有一定安全压力。     

面孔

正安倍要带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日两国经济人士于东京举行的会议上致辞,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合作",并强调两国共同参与基建开发将对亚洲的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