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机制研究

文章利用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汇总数据,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动态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规模与地区结构的变化特征,并依据有关的人口流动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地区间人口迁移模型,对经济发展、市场化、失业率、空间距离、信息等要素与人口流动水平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重心演化考探

文章引入人口迁移重心的概念,并以此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人口迁移重心与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位移的联动变化,发现相对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仍然是未来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 ,而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区域差异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测算我国 1 985～ 1 990、 1 990～ 1 995和 1 995～ 2 0 0 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验证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 ,测算相应时段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情况下的各区域理论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潜力 ,并分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释放速度。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

依据各种人口调查资料,对９０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了定量描述,并利用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期迁往乡外、县外的人口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扩大;②在迁移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迁移人口的迁出地结构和流向都在发生变化;③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总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市区）外的比率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④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计算分析结果显示：省际间的人口迁移量主要受迁移人口存量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只是迁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和成长率水平的相对差异分别对省际人口迁移量有负面和正面影响,但并非十分重要     

国内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文章从人口迁移流动的不同形式及其演变趋势、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整体强度的国际对比、人口迁移流动的微观生命过程、以及人口循环流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近期演变等4个方面回顾了国际上对人口迁移流动演变趋势及其机制的相关研究,并根据从中获得的借鉴和启示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认为目前我国人口在区域和乡城间迁移流动的减缓更多预示的是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改变,而不是其整体规模和强度的下降,后者还有着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今后仍不可忽视针对迁移流动人口的各种公共服务的转移、接续问题,并要根据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迁移流动上升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地改进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我国八十年代末期区域间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

<正> 以往对迁移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迁移原因的研究,而对迁移结果的研究则尚少(廖正宏:《人口迁移》)。本文试用空间均衡的理论讨论中国八十年代末期人口迁移对区域“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分布”的影响。本文第一部分说明了数据的来源及其局限;第二部分讨论了人口再分布对区域间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分布影响的四种可能性;第三部分     

东台县的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是人口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迁徙流动的总称。人口迁移对于人口的分布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摸清某一区域人口迁移的来龙去脉,对于制定当地的经济文化     

中国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研究

一、引言 人口迁移是人口和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的影响因素也很多,客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心理状态(包括社会心理、个人心理)都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但在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自发性人口迁移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随着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中国人口迁移也日益活跃,自发性迁移在人口迁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第一次全面提供了中国人口迁移的详细数据,使我们能够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状况。本文将以省区为基本单位,对中国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区域的经济水平、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     

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规模的增长、原因及趋势

旅游是一种人口流动,而国际旅游则是人口的跨越国界的流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出境旅游人口的规模迅速增长。收入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加、政府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是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规模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未来中国出境旅游人口的规模将以更快的速度扩大。     

我国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态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三大都市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承载区和人口承载区,对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来说很具有代表性。本文运用空间统计中有关方向和距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地区之间人口迁移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差距、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气候差别。根据分析结果,参照吉佛的引力模型建立三大都市圈与全国其它各地州市的人口迁移量模型。     

中国人口分布合理性研究——基于发展方式角度

主体功能区划的人口政策目标是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及有序流动。在阐释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文章认为经济—人口分布协调是最重要的理,通过构建区域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协调度度量模型验证了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存在的理,而我国经济与人口的分布处于较不合理状态。以缪尔达尔循环因果积累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较不合理的制度成因是我国不顾以人为本的抄近路发展方式,其造成经济系统收益和人口系统福利相互转化的渠道效率低下,并且在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之间存在制度障碍。据此,对应提出了在财税体制、政绩评价体系和人口相关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调整对策。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 ,通婚区域快速内卷 ,通婚村减少 ,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速度打破了改革前的社会均质状态 ,引起了地区及村落发展的不平衡 ,而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初级市场网络的复兴也对婚嫁格局、通婚距离及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婚嫁格局的变动将造成婚入与婚出的失衡 ,危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地域平衡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演变及优化路径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分布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文章从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动态变化以及空间格局三个层面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分布演化特征;基于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行政、经济、交通三个角度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Zipf法则对2003～2013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人力资源水平、经济结构、交通建设等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分布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当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技能互补、产业布局优化、交通网络建设完善等对策引导京津冀地区人口合理布局的建议,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循环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生态经济的实践模式。本文以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基础,对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进行分析,指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对城市农民工的经济学思考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现阶段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的现象。他们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如何认识这次人口流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分析了“民工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序引导。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因子综合得分对人口素质和经济系统进行协调分析,得出结论2000年与1990年相比,经济系统对人口素质的协调程度下降,人口素质对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稍有改善,人口素质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口素质提高的速度慢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素质有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的趋势。     

宁夏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目前宁夏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主要流向是从农村和回汉杂居地区流向城镇、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本区,外省流入人口以邻近省份就近流入为主,人口的流出——农村多于城镇、川区多于山区、长期多于短期。宁夏目前的人口流动符合经济规律,具有合理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能有力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农村人口流动也会给农村社会经济和城市的稳定发展带来若干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