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论劳动力流动背景下人力资本对三农的反哺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是:流出高素质劳动力和农村中较为富裕的人口,而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留在农村和农业中,从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丰富而人力资本缺乏的现象.农村中存在由人力资本缺乏造成的贫困恶性循环,打破这种循环的路径是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以来,农业的低收入是同其低的人力资本存量相适应的.如果等量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等量收益,投入的人力资本就不会留在农村.因此,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只是解决投入问题,还要解决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只有在增加农业收入的基础上,才能留住和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在农业和农村产生效益.     

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城镇化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农村人口的流出,这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规模、家庭结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农村空心化、城镇拥挤化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这些将进一步引起消费总量、消费结构、消费水平、消费市场、消费环境和消费偏好的变化,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实际变化。从近年来的资料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受城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     

农村留守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村家庭中主要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满足了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引起农村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弱化了农村家庭的生产组织功能,造成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直接制约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提高留守妇女的职业技能水平,变劳动力流动的单飞模式为家庭整体流动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家庭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家庭人力资本结构与农村贫富差距

通过对12个省份农村的家庭人力资本结构,即家庭规模、家庭成员的年龄和性别特征、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职业和技能掌握因素,与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形成之间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越多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也就越高;家庭成员务农的越多,则家庭人均纯收入就越低;家庭劳动力教育程度越高,则人均收入就越高;家庭人口规模与家庭人均收入成反比.因此,建立与完善培育未来农村劳动力的各种教育机制是解决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与素质问题、缩小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有效举措.     

相对收入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自河南陕西两省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6—2018年在河南省和陕西省收集的返乡农村劳动力整村全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再迁移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的条件下,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再迁移意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必要的政策改进在于：持之以恒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面向农村农民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收入分析——基于呼和浩特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

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在对呼和浩特市农村转移劳动力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问题.调研发现,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逐年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总体水平低,克扣和拖欠工资现象比较突出.制度匮乏、政府行为不当、企业垄断及农村劳动力自身禀赋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合理分配的障碍.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的生产要素基础分析

从农村家庭所具有的生产要素基础,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个层面的五个自变量,对12个省份共2202户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家庭人力资本越足,家庭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土地类物质资本越足,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小;有劳动力外出的不同家庭,虽受家庭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并非一样,人力资本是关键.在土地不具再生性的前提下,农业发展首先要保障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但要相应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因为农业劳动力与家庭人口规模之间并非正比关系.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粮食获取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能力还较低,发展变化趋势也较为不利。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生产能力低、购买力水平低,以及交通通信、家庭规模、社会关系等因素导致其粮食获取能力低。导致粮食生产能力低的因素包括贫困地区耕地资源稀少、土地贫瘠,科技投入低,财政信贷支农不足,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等。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投入少,居民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低导致其收入少、粮食购买力低。     

发达地区产业选择的收入分配导向

以苏南为例分析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说明工业过度集聚带来了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并加剧了原有人口的贫富分化,使城乡“二元经济”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产业布局影响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行业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也比较大。建议发达地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分配结构统筹进行。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消费者支付意愿可以获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状况,对提高食品安全的供给效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食品安全供给水平相比,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处于较低水平,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消费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价格特征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主观认知与评价等因素,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支付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加强政府监管、增加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是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微观粮食安全状况及对策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微观粮食安全状况并提出了实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相应对策。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还很低,而且存在较大的脆弱性与微观粮食不安全的长期性。实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最主要方式是扶贫开发与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粮食流通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也是重要对策。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农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及城乡教育包容性发展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是我国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衡量我国教育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杆,是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所在。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主要在于城乡分别拥有教育资源,尤其是教师人力资源的不均衡。因此,要以包容性增长为核心理念,运用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理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为主要途径,加强农村教师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消除农村教师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不断消除农村教师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提升农村教师素质,改变农村教育落后面貌。     

Income ine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A comparison of 24 European countries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when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inequality, there is a low rate of participation. Two arguments are generally offered: First, inequality depresses participation because people from different status group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share common goals. Second, people may participate more in civic and social life when they have more resources. However, until now, these explanations have not been separated empirically. Using EU-SILC data for 24 European countries, we analyze how income inequality is related to civic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effects of inequality manifest via resources at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level. However, independent of these resources, higher inequality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civic participation. Furthermore, inequality magn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participation. This finding is in line with the view that inter-individual processes explain why inequality diminishes participation.     

基于改进的ELESM法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以山西省为例

从城市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率、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和城市低保标准食品支出替代率三个指标来看,山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明显偏低.文章采用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ELESM）和需求的收入弹性概念,将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比例分组,构建起测算城市低保标准更为适宜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基于ELESM法测算的山西省城市低保标准在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可以满足低保对象的生活需求,大大缩减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异,而且不会给山西省的财政造成负担.     

劳务输出与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湘西南某贫困村的调查研究

根据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劳务输出的现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湘西南一个贫困村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劳务输出对当地农村反贫困起到了关键作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促进了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个人经济发展。     

American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economic and geographic space, 1970–2010

This analysis examines the spatial clustering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socioeconomic correlates at the meso-scale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Cluster analysis is used to group N = 3078 counties into five inequality clusters;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is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correlates. High and extreme inequality places are concentrated in large metropolitan centers, high amenity rural areas, and parts of the Great Plains and Mountain West. They tend to have better socioeconomic outcomes, with fewer at-risk populations, higher incomes, lower poverty, and greater economic participation. Unequal places are more specialized in high-skill finance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in energy-based mining. By contrast, equality place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skill services,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manufacturing, and stable farm economies.     

统筹城乡下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重庆市为例

通过相关经济数据的预测分析,结合重庆市199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前后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得知：重庆市城乡金融的不均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中,金融发展效率的不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却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此为出发点,在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实现城乡间居民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