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太宗的"诚信"思想

唐朝“贞观之治”的出现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与唐太宗的“诚信”思想及其实践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他看来 ,“诚信”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诚信”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前提 ;2 .“诚信”是“广德”的重要方式 ;3.“以诚信为治” ;4 .“诚信”胜过十万雄师 ;5 .“诚信”能够约束战争 ;6 .“诚信”能够调解民族矛盾 ;7.“法”为“大信”。在具体实践中 ,唐太宗特别强调和重视以“诚信”对待天下 ,以“诚信”对待群臣 ,以“诚信”对待边疆少数民族 ,以“诚信”对待百姓 ,甚至以“诚信”对待自己的仇敌。唐太宗的“诚信”思想 ,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 ,在贞观年间形成了弘扬诚信和实践诚信的浓厚氛围 ,一批重要大臣和武将 ,或对诚信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论述 ,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努力践履“诚信”思想 ,取得了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 ,贞观之后尤其是唐后期的君臣以及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关于“诚信”问题的言论 ,都明显带有唐太宗“诚信”思想的印迹。当然 ,在处理有关问题上 ,唐太宗也常有失信行为 ,而且也总是为自己的失信行为加以辩解。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西晋士族误国与东晋士族的振作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是西晋太尉王衍临死前的一段自我反省。“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是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对西晋士族误国深恶痛绝的指责。两晋士族门阀在对待国家政权的命运上,态度截然不同。西晋士族视国家兴亡与己无关,     

士族·文化·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日渐边缘化,士族"经明行修"的文化教养遂转化为玄学的"风度"及对文艺的爱好,使之成为士族的行为模式。士族要维系文化世家的地位,就必须随着文化之演变而演变,而文化以士族为载体,就必然打上士族的印记,其中文学又与文化作同构运动,由是形成士族、文化、文学三者的生态关系。     

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

东晋晚期,随着门阀士族腐败因素的增加,“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解体,以刘裕为首的下等土族凭借北府兵武力夺取了政权。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对反抗的高门士族如京口刁氏、太原王氏等严加打击,但门阀土族仍旧拥有的势力和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使裕等不得不以各种手段拉拢他们。“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的刘裕,“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腆颜参与名士之清谈;其重要谋臣刘穆     

唐太宗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唐太宗的研究较前深入了一步。我们认为,在肯定唐太宗的进步作用时,还应分析唐太宗的思想特点。唐太宗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旧的土族门阀制度已经崩溃,腐朽的士族势力不断衰落,庶族地主的势力不断增长,但士族的势力仍大于庶族的势力。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而又出身于关陇士族高门的唐太宗,其头脑中既有旧的门阀观念,又有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而在主观上,他本人力图克服旧观念的束缚,按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

梁季侯景之乱,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沦陷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利资源走上历史前台,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显性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削平宗室的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导致了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标志着江左二百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此后建立的陈朝,社会阶级基础已殊异于前。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实质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     

《氏族志》与唐太宗的关陇门阀观

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刊正姓氏”,经过几年努力,《氏族志》初步编成,由高士廉“类其等第以进”,把山东士族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对此,唐太宗发了一通不满的议论:“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唐太宗的质问,虽然含有降等的要求,于是高士廉将崔民干降为第三等。史学界不少同志据此     

清前期政权统治合法性建构与整合

清前期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由此产生的激烈民族矛盾,削弱了政权统治基础。皇太极时代,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清前期政权经历了从“属国”到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不同定位,从而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入主中原、重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王导在东晋政权建立中的作用

东晋政权是由流寓江南的北方士族调和同南方士族的利益后建立的.在东晋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来自北方的士族首领王导起了关键的作用.王导不仅充当了北方士族的精神领袖,同时也积极笼络南方士族,调和南北士族关系,东晋政权得以勉强建立.     

论两晋文艺的美学风格及其精神

两晋150余年间，文艺美学风格、精神一方面承继汉魏遗产，另一方面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精神。西晋文艺以诗文为主形成集大成的“华美”风格，它在西晋文艺堕入卑俗的描写中起着消极作用，而又在西晋文艺回归凡俗的抒写中发挥积极作用。东晋文艺综合呈现出“清”“淡”“雅”之美，铸成“晋人的美”的同时开启唐宋文艺美学风格。西晋文艺“华美”到东晋文艺“清”“淡”“雅”之美其实是西晋世俗精神向东晋超越精神的转向的外在显现，两晋文艺美学风格及其精神的转变提示着晋人的自我救赎。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唐太宗法治思想浅探

唐太宗即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君主,其政绩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唐太宗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的统治目的,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法治经验,以法律为手段,巩固新建的李唐王朝。唐太宗以隋朝施行严刑峻法而败亡作为鉴戒,指出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用法益峻……不复依准科律”,尤其是隋炀帝时期,还恢复了前代已禁绝的籍没和罪及九族等刑罚,唐太宗由此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的结论,并多次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常说,“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确定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积极改革当时的法律制度。他诏长孙无忌、     

论东晋初年江西仕者的历史贡献与人格魅力

东晋以降,门阀士族如日中天,把持朝政的多是南渡的侨姓士族和三吴的吴姓世家.江西位于东晋时期江州北部,不属三吴之地,南迁而来的侨民中士族极少,是高门士族排斥的主要地区.东晋享祚104年,江西本土仕人为《晋书》所传者屈指可数.然正是这寥寥数人,为东晋政权初期的稳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门阀的夹缝中破土而出,为东晋王朝及知己...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从蒙古喇嘛内齐陀音一世的活动看满洲清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和限制

“满洲”一词开始是满族人的自称,始于公元1636年（清太宗崇德元年）后金政权改国号“金”为“大清”对。后来随着八旗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实施,入主中原的满洲人皆自称为“旗人”,“满洲”一词遂成为历史概念。有鉴于此,本文中用“满洲清政权”来指代清军入关前后的初清政权。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清政权已与藏传佛教发生了联系,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段清政权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正是在这一时期,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执政伦理 及其现代价值

在具体的执政指导思想上，唐太宗追求内道外儒，以道家理论约束自己，崇尚清心寡欲，无为而治，从而达到了国正君清的效果，以儒家伦理建构官德制度与体系，强调执政责任与监督，从而形成从谏如流、为官清廉的开明局面；在君民关系上推行“仁政爱民”，从而为万民拥戴。唐太宗的执政不仅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辉煌盛世，同时也为我国党的建设、党群关系以及反腐倡廉等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价值。     

清前期国家祭祀体系的文化调适

当满洲八旗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建立清政权后,清朝皇帝面对的是两个文化世界:满族的传统和被征服者的传统。他们通过种种措施了解、掌握儒家文化以利于自己的统治,但这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理解为汉族文化的"俘虏",因为在借鉴汉制的过程中,清朝皇帝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政治重要性高度警觉,仍旧有意识地坚守着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     

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

唐太宗初期,随着全国的统一,唐政府一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彻底解决突厥威胁,后来政权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倾斜,是唐攻灭东突厥的根本原因.唐太宗消除东突厥威胁从政权角度来看,一是完成统一巩固政权;二是乘东突厥政权分裂造成的分崩离析之机以安定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