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的探索

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是婚姻家庭法的核心内容,不可或缺。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本文对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探索,以期有利于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真正实现。     

婚姻家庭法的定位:“独立”抑或“回归”——与巫若枝博士商榷

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性并不意味着婚姻家庭法不是私法、权利法,婚姻家庭关系法律调整方法的特殊性,不改变家事纠纷是民事纠纷的性质.独立部门法的定位不能实现婚姻家庭法研究和立法的基本目标.今后婚姻家庭法归位民法的研究,应着重于婚姻家庭法与民法总则、其他民事法律的关系,以消除对"回归论"意图在婚姻家庭法领域推进私法自治的"误解".     

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适用的误区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婚姻家庭立法中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主张在我国的婚姻法立法中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其作为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以确保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实现.然而由于子女利益的高度模糊性致使儿童最大利益难以界定,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基于学界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适用上存在的认识误区,分析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亲情权利与儿童最大利益相整合,使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更具操作性.     

试论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本文论述了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和以"双系抚育"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功能论.婚姻从表象上看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看是社会行为.现代社会变迁使婚姻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并没有动摇它的地位.维护家庭结构的相对稳定,使家庭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对于社会的整合和绵延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传统契约的致命缺陷:非自愿性与不平等性

西方在民事交往活动自愿的基础上,发现并发扬了契约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并使之成为现代民事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反,中国传统契约活动具有非自愿性和不平等性.本文从中国传统的买卖契约、典当契约以及婚姻家庭有关的契约活动来分析、探讨中国传统契约的不自愿性和不平等性,传统中国社会对这种不自愿、不平等的契约活动尚且能够履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在自愿与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履行民事行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目的之所在.     

论“义绝”之“义”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义绝"之"义"是对古代婚姻基础条件的抽象概括,其本质是宗法的、伦理的,是"义"这一传统法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义绝"制度不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其所蕴涵之正向价值应当被现代立法所正视.     

《嬗变中的婚姻家庭》评介

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束了几十年的封闭和高度统制的经济文化生活.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放开和多样化发展,中国的婚姻家庭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观念的冲突也使婚姻家庭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躁动.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历史反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婚姻家庭的历史和现状,建立中国的婚姻家庭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兰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张德强的专著《嬗变中的婚姻家庭》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婚姻家庭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的深刻变化,对婚姻家庭的发展作了多学科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见.作者试图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婚姻家庭形态的关系中揭示其发展规律,并探讨了中国当代婚姻家庭问题的缘起和未来走向.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     

婚姻家庭制度的法理学基础

研究婚姻家庭制度,首先要认识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社会事实,抑或是社会行为.一般理论中,婚姻家庭被当作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对于这种事实中社会关系本身,却缺乏细致严密的论证.本文对西方学说中关于婚姻家庭社会事实的契约说、伦理说、信托关系说、制度说、身份说进行了梳理,提出婚姻本身就是人为规定的制度,制度规定则首推法律.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发展进行阐释.     

傅立叶、康有为理想社会婚姻家庭观比较

傅立叶、康有为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婚姻家庭模式的具体设计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体现出两种婚姻家庭观的基本特点:“求异至衡”与“求一至同”,这是由于两位思想家在构筑理想社会婚姻家庭模式时所依据的是不同的哲学基础:情欲引力论和元—仁论。     

婚姻家庭法中"量"与"质"的立法思考

婚姻家庭法中某些量的规定,譬如:法定婚龄的界定,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我们了解到:婚姻家庭法中的量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婚姻家庭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则必须正确处理好婚姻家庭法中量与质的关系,即:量必须正确反映质的要求,同时质的要求须适当量化.因而,科学合理地解决婚姻家庭法中量与质的关系、准确把握"度"的界限,对我国当代婚姻家庭法的完善以及充分发挥婚姻法的调控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律调控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原则

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诸手段中,法律无疑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方式,但也仅仅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手段或方式之一。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在运用法律手段调控婚姻家庭关系时,应当在适度介入、私法调整、尊重当事人意志以及向弱者适度倾斜等原则的框架内进行。     

家庭和谐问题的社会思考

中国是极富家庭传统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转型,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婚姻家庭问题.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推进和谐家庭建设,就必须重新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家庭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本文从人类婚姻的动机说起,指出人类之所以需要结婚,设立家庭制度,是为了传宗接代,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从这点出发,我们能够对当前出现的形形色色婚姻家庭问题作出合理地分析和科学判断.认真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对建设和谐家庭是不可缺少的.     

家庭变迁的法律认定——论非婚同居家庭法律制度的构建

非婚同居引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法律调整,法律的态度却是回避和尴尬的.在承认非婚同居合法性的前提下,按照保障家庭功能实现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同居自由原则、婚姻家庭优先保护原则、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来完成非婚同居家庭法律制度的构建,明确非婚同居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亲子关系、继承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化解矛盾.     

比较婚姻家庭法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

由陈苇教授主编,群众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一书,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现代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的空白,是比较婚姻家庭法研究的一部力作,在婚姻家庭法学界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大陆与澳门的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

中国大陆与澳门由于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不同，在婚姻家庭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澳门回归后，研究大陆与澳门的婚姻家庭法更具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婚姻家庭法的基本框架、有效婚与无效婚、家庭关系、夫妻财产制、分居与离婚等五个方面进行比较，客观地找出两地法律的主要差异，探索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有效途径。     

文化视野中我国婚姻家庭制度法的历史变迁

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婚姻家庭形态,即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通过各种社会规范确认的特定的婚姻家庭模式.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基础层面全面辐射,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交互影响.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不但逐渐被社会所认可,而且也是国民政府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立法的基本原则;传统的以夫权为中心的“单意离婚”制度也开始让位于以“男女平权”为原则的“限制离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许多城市离婚案件大量增加,离婚原因涉及“意见不合”、“虐待”、“经济压迫”、“外遇”、“遗弃”、“疾病”、“重婚”以及“不明”等多种,几乎涵盖了当时法律“准许离婚”的各类要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离婚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艰难的现代嬗变,特别是经历了“戊戌”和“五四”时期两次思想启蒙运动洗礼后,社会日趋开放包容、妇女地位上升、人们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预期”增强的自然反映,这也表明中国城市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已开始由传统的“功能性”向现代的“情感性”转变,并进而标示了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关系赖以维系的社会观念乃至社会制度逐渐趋于消解。     

享乐还是牺牲—女性婚姻家庭幸福伦理观的现代反思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都希望得到幸福。享乐或牺牲论幸福价值观都是对幸福概念的误解。女性应构建体现自由与平等、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以及道德与幸福统一原则的婚姻家庭幸福价值观。同时,幸福观的实现就有赖于女性主动自我性的建立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保障。     

宋代寿妻词与宋文人家庭伦理观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爱情观、婚姻家庭观和人生价值观,使现实社会中的爱情、婚姻、家庭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人文景观.宋代寿妻词中呈现的主要是齐眉偕老与红颜永驻的爱情观;妻贤子贵与齑盐相伴的婚姻家庭观;荣华富贵与柴门自好的人生价值观.     

婚姻家庭形态学浅论

本文主要是从婚姻家庭形态和婚姻家庭形态学、婚姻家庭形态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婚姻家庭形态学的体系结构和功能等几个方面来建构作者提出的“婚姻家庭形态学”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