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傅山生年生月生日考

傅山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即丁未年(1607年),这可由5个内证、2个旁证来证明。关于其生月与生日,以往学者均以为是阴历六月十九。但万历三十五年有两个六月,即一个六月,一个闰六月,前人忽视了这个问题。经考证,傅山当生于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即阳历1607年8月11日。     

《论六家要指》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一个综合创新的思想体系。在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整体思想图景中,万民居于最下之阴阳家层次,被天象与律令的主客观双重必然性所束缚,此即秦汉墓葬中大量日书与律令同出的思想史意义。百官居于中层之儒墨层次,实则整合荀墨,既以天人相分破阴阳家之天象必然性,但又以荀子之顺天合墨子之敬天明鬼,以兼摄阴阳家,神道设教。君则居于最上之名法层次,执道生法,治吏不治民。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实际上是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思想。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我读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195 5年郭沫若先生著《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 ,就王国维之《太史公行年考》的观点提出异议 ,针对郭文的基本观点 ,尤其通过对孔安国是否“早卒” ,司马迁与董仲舒、壶遂的关系等史事的辨析 ,认为司马迁并非生于孝武建元五年。     

《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

通过对《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二传在对贾谊的称渭、对贾谊的评价以及二传的学术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     

仁民与尊生：“古公迁岐”的儒道解释

“古公迁岐”的故事,在早期古典文献的叙述中包含了“仁民”与“尊生”两个思想主题。孟子主要以“智者之事”来解释古公去豳迁岐的合理性,同时也呈现了一定的“仁民”精神;道家学者则以“尊生”（“重生”）的观念来解释这一事件,从而将个体生命的保全上升为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司马迁的记述中,“人民”成为“土地”之外又一个诱发战争的根源,从而更加体现了一种不私君位、“不私其身”的“至公”精神。对于个体生命本身的态度,在“仁民”、“重生”与“利他”之间如何权衡取舍,此一故事也显发了儒、道、墨三家思想问的关系。、     

蔡高生卒年辨正

蔡高是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胞弟,由于《宋史》无传,墓志又未明确记其生卒年月,几部重要的辞书亦存有严重的错误。因而探求致误之由,弄清蔡高生卒时间,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职官演化与孙思邈生年考

两《唐书》中关于独孤信见到孙思邈之事是孙思邈生年考证的一条主要材料。然而,由于史料对独孤信同一时期所任官职有三种记载——大都督、总管和刺史,故而一些学者提出这一材料不足为信。事实上,从职官制度考察,总管是由大都督演化来的,刺史也曾兼任都督。三种职官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史家对独孤信官职记载用了三种名称,给后人造成了误解。因此独孤信见到孙思邈之事是可信的。这是对孙思邈生年考证的新的推进。     

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及救灾措施

永定河为京师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保障,但是,历来水患频繁.文章以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为例,对灾情及救灾措施进行探讨.此次救灾活动应该是嘉庆时期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其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传统荒政的作用日益降低.     

苏威生卒年及其相关问题

苏威是北周和隋王朝的一位重臣，《辞海》、《中国人　名大辞典》等工具书对其生卒年的认定是错误的。出现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治史者对历史记　载的不认真考察，或者是对《资治通鉴》的语言表述、记事笔法的不甚了解。苏威正确的生　卒年应是公元５４２—６２３年。     

梅鋗生年考

祁门人都知道,祁门县城祁山镇（又叫赤山镇）别称梅城,是因为这里曾是汉列侯梅鋗的封地。虽经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召集这里的人们还能根据有关志乘的记载,忆起梅城旧址所在,以及何处是梅鋗故宅,何处是梅鋗墓葬之地等。当年祁门的文人儒士为纪念梅列侯而建筑的梅鋗别墅。后来成为东山书院．那依山而建的一组组景点,更是使人流连忘返……,梅鋗与祁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谈到祁门的历史,自然要说到梅鋗。     

李冰任蜀守年代新考——兼考李冰生年

李冰的名字,是和中外闻名的都江堰联系在一起的。他担任蜀郡守以后,曾做了大量造福人民的事,被群众奉为“川主”历千百年。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伟大人物。 可是,在历史文献中,对他的生平记载得过于简略,就连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任蜀郡守的,也缺乏翔实的记录。早期文献只有这么两条:一是汉应劭《风俗通》“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一是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之久,在他七十五岁死的那年,儿子孝文王继位。可是孝文王即位后很快就死了,终年五十三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孝文王不可能任命李冰。     

屈原生年辨惑

《离骚》首段自叙是我们推断屈原生年的重要根据。“摄提”应是指岁星,“孟陬”指孟春陬月,日在营室陬訾,为夏历正月。通过对有关问题的辨析,屈原当是生于公元前351年夏历正月初四（或初五）。     

杨维祯名字及生年考辨——从其传世最晚墨迹论起

元末明初著名文人杨维祯(1297—1370),又是著名书家,今存其墨迹数十种。本文首先对其中《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又名《兵火帖》)的撰书时间、信中内容、所涉人事等等,作了详细考索,确定此札书于明洪武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是今存铁崖墨迹中撰书最晚的作品。"松月轩主"即南浔褚质,信中提及之"揭别驾",则是明初湖州府通判揭云,乃元代名人揭傒斯之孙、揭汯之子,而非徐邦达先生推测的揭汯。其次,从此帖两个版本的差异引申论证,认为正是由于杨维祯本人自署姓名随意多变,直接导致后人对其姓名莫衷一是的著录。这种乱象亟待规范,否则如《全元文》、《全元诗》署作"杨维桢",而徐邦达先生则著录为"杨维祯",令人无所适从。笔者排比分析今存杨维祯墨迹的各种署名,认为应当以铁崖本人最为经常使用的"杨维祯"作为其标准姓名,其余"维桢"、"祯"、"桢"等,则应视为其别名或曾用名。本文最后还考察杨维祯的生日,证实杨维祯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297年元月19日,而非此前习惯认为的"生于1296年"。     

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

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考——兼与何海燕博士商榷

由于传记系统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在考察马瑞辰生平经历基础上,文章勘正了马瑞辰在《自序》中交待过的成书过程。根据姚莹和马其昶记载推求出的马瑞辰生年,纠正了《清史稿》以来以讹传讹的舛误,为马瑞辰莫衷一是的生年说画上了定谳性的句号。     

首善脆弱与盛世尴尬——成化六年京畿水灾、粮食危机与政府应对

成弘之世,被不少明清学者视为明代的盛世,然成化六年发生在京畿的百年一遇特大水灾及其造成的严重粮食危机,让百姓损失惨重,更让宪宗皇帝颜面无存。尽管明朝廷采取了赈济、赈粜、蠲免、预支官俸等应对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预备仓制的中衰、荒政的低效、民风的转奢、水利的失修,致使应对效果大打折扣,凸显了作为首善之区的京畿的脆弱和建国百年的明王朝盛世的尴尬,呈现了明王朝盛世虚名下的危机、百年转折中的阵痛。     

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

学界对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和五世生钦活佛的生年及相互关系历来众说纷纭.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病故之时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布彦蒙库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次子布彦克什克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人是同父同母兄弟.     

1988年以来的中缅经济合作:现状、问题和前景

1988年以来中缅经济合作取得了全面、稳定的发展,作者介绍了中缅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了全面、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中缅经济合作的前景。作者认为,尽管中缅经济合作的一些制约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但有利因素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中缅经济合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在21世纪头10年的后6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