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清议报》停刊考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虚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坚持历史叙事"实录"性精神和确保历史事实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又使<史记>篇章简洁,结构艺术性强.     

《史记》传记人物悲剧论略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作了一系列主题集中、结构完整、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的人物传记悲剧.并深入挖掘了<史记>人物传记悲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及矛盾冲突的性质.司马迁对上述悲剧人物的推崇,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稀有的高度.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史记>人物传记悲剧中表现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塑造出一系列生动感人的悲剧人物形象.     

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

司马迁著作<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便是"成一家之言",<史记>成就了司马氏家族学术的"一家之言".在太史公父子的学术体系里,其"一家之言"与道家思想为同宗之学,因此,在<史记>中,道家哲学具有其他哲学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     

浅谈司马迁的礼制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讴歌正义,后人们对司马迁形成这样的认识:司马迁就是平民的大众的史学家,他和统治者是对立的.确实,司马迁曾无数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摇旗呐喊,但是不要忘了这焦灼的呼喊有一半忧的是汉家天下.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从宏观上为大一统的汉朝构建与之相应的文化层面的政治伦理秩序.<礼书第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价值观.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历史编纂学视角展现的学术新视域——以《汉书·刑法志》为个案的分析

<刑法志>是<汉书>十志中的名篇,以往的研究尚未对其思想价值和编撰特色做充分的揭示.本文从"真实、深刻地再现历史"、"匠心的运用和巨大的震撼力"、"比较司马迁、班固的不同风格,为<汉书>做准确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论证其重要的价值;并说明,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做深入的探讨,将为史学史学科开拓新的学术视域,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理解《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兼评“唯物主义转变论”的实质意义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莱茵报>期间的政论、书信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分析和梳理,认为应该对晚期莱茵政论中的"范畴论批判"引起重视,并将其与论述"物质利益"的文章结合起来,重新认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思想进程.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司马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囊括在不朽的巨著<史记>之中.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和广采兼容的文化观紧密交织,相得益彰.<史记>是在古代国家实现空前统一和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融合达到空前规模的汉代著成的,其政治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史记>如此杰出的成就,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在两千年漫长岁月中发挥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一直存在到今日.     

《《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补说》献疑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汉武帝太始四年和征和二年两说.徐朔方先生赞同王国维太始四年说并驳斥程金造<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有关征和二年的观点.分析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徐先生由于在一些地方误读文献,加之忽略了一些历史和生活常识,故而其<补说>并不能够证明<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因此赵翼和程金造关于<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的观点应是正确的.     

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

关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与<大人赋>的作年,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史记>、<汉书>及司马相如赋作等文本进行考辨,认为<上林赋>作于建元六年五月到元光元年五月之间,<大人赋>作于元狩五年武帝因"病鼎湖"而沉迷神仙方术之后、相如病免家居之前.     

《招魂》"自招自魂"的美学分析

屈原作为<招魂>的唯一著作权人,在今天质疑得少了.但其中"谁招谁魂"问题,依然存有异议.而"谁招谁魂"事关对屈原<才召魂>这一被司马迁高度重视和评价的作品的读解;进而影响到对伟大诗人屈原的全面认识.而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全新的审美分析,就会比较全面地论证<招魂>并不是招楚怀王死魂,而"自招自魂"是合理的与可信的,进而形成对这部伟大作品初步的一种审美认识.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香港英占初期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史料——以《华友西报》为中心

香港英占初期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英文报纸--<华友西报>从1842至1860年间在香港出版,为研究此段历史提供了新史料与新视角.主要表现为:一、早期数次官民争执事件,它们包括"人头税"风波、英人人广州城、土地管业期;二、<华友西报>与香港史研究的开展;三、<华友西报>与香港英占初期的诽谤案,如黄墨洲交通海盗案、威廉坚控告案等.     

《史记》中王道政治摭析

王道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司马迁认为王道治天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司马迁以王道标准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史记>中通过大量的史实,从对上古三代帝王的修德、修政;秦朝的兴亡;楚汉相争的成致;汉初的与民休息;文景盛世的辉煌;到汉武帝政治的功过的评论;有力地证明了帝王政治兴衰与王道的关系.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     

《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之比较

<庄子>内七篇的生死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物莫之伤"与"乘物以游无穷"的逍遥人生理想;二是在<养生主>、<人间世>篇中所表达的保身全生,以尽天年的"顺道尊生"的生命观;三是在<大宗师>篇所表达的不悦生、不恶死的"顺天安命"的生死观;四是通过心斋、外物、外生死与坐忘的具体方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庄子>内七篇中的生死观思想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体现的"向死而在"的生死观思想虽然性质不同,但却有相互比照、相互发明的意义.     

司马迁的"自传"——《史记·列传七十》"自传"意识探微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书序,开创了我国古代传、序结合的自传创作方式.在人称、叙事等各个方面都对后人的自传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则是隐士自传的开山之作.二者对我国古代自传文学的发展都有"开源启流"的作用.     

“节录”的文本遮蔽——《东方杂志》“选报”文本的特殊体例

"节录"是<东方杂志>中一种特殊的"选报"文本样式,通过"节录",<东方杂志>不仅对原刊文本做了文章经营意义上的修改,更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内容删节.删节的原因有两类:避绕时忌,展现自身的舆论理念.以"节录"文为个案,辨析选报文本与原刊文本的内容差异,可为深入探讨<东方杂志>的言论建构提供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