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归在批评——苏轼人生价值取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当代把是否依据知识和真理作为唯一的权威体系向社会批评、建言等,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的标准,并强调所谓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实承上是需要他们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实际上是对他们批评的宽容。以此去观照八百年前的苏轼,不难发现,现在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正是当年苏学士所坚持的"言必中当世之过"与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延续和发展。由此可以发现苏轼身上所闪耀的现代理性光彩。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

杜威访华引起了各种反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在教育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尤为关注作为教育学家的杜威,这与杜威著有水平极高的<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学书有关.在中国,杜威被有留美经验的知识分子介绍到知识界,而这些知识分子对杜威的了解极为多元,有时甚至会有"误解".陶行知在深受杜威影响的同时,对杜威的了解就很独特.在杜威的教育理论当中,陶行知特意提到的是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儿童自发性部分.他还常涉及"自动"概念,强调社会不可能被关在学校里,并通过重新解释传统的"人欲"、"天理"观念,给杜威的"自动"赋予了崭新的一面.这与他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相关联.     

试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深深地卷入近现代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开启并引导了中国革命。问题是在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建国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几经反复,变动不居。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何?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做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

本文通过对儒教经典中孔子形象与古希腊典籍中苏格拉底形象的对比,细致分析了二者思想与言行中所显现的儒家与古希腊关于知识分子的两种根本不同理念:知识分子是在何种层面上介入并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生活,在真理与权力、入世与出世、静观与行动的矛盾对比中显示了中西文化在源头上关于知识分子理念的巨大差异.其中,我们也可看出二者对今日知识分子反思自身,反思权力与真理的本真关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无知之幕"后的选择--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公平问题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了小康之说.<礼记·礼运>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是谓小康".共产党人把小康一词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生活温饱与富裕之间一个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小康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所谓的"升平"状态,是进入"太平"盛世的必经阶段,极具理想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可唤起炎黄子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巨大热情.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     

角色的焦虑创作的转向——"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作家经历了角色转换的艰难蜕变,其"知识分子"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作为一个群体,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迅速地整合到政治化权力格局之中,作家的创作随之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印响应口号,深入工农.这一切不仅使当代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性品格,而且也强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