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宪法的私有财产保护模式分析

文章通过对俄罗斯宪法精神的变化和基本原则的揭示,阐明了当代俄罗斯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模式——私有财产上自由与义务的模式,分别介绍了私有财产保护的自由方面和义务方面,并结合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实践说明俄罗斯宪法法院在履行俄罗斯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作用和机制。     

宪法监督模式论

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已存在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有普通法院附带宪法审查、宪法法院专门审查、宪法委员会与行政法院并行审查以及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等4种。这些都在各国政治体制中发挥着作用。我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对完善宪法监督提出了紧迫要求,为此应对现存宪法监督模式加以修改和完善。     

宪法监督模式论

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已存在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有普通法院附带宪法审查、宪法法院专门审查、宪法委员会与行政法院并行审查以及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等４种。这些都在各国政治体制中发挥着作用。我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对完善宪法监督提出了紧迫要求，为此应对现存宪法监督模式加以修改和完善     

论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与违宪审查——以印度宪法相关制度为视角

仅仅给予基本权利以立法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印度宪法第32条的基本权利救济制度及相关违宪审查制度值得我国学习.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建设应先易后难,可以分为6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当未被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普通法院给予直接救济;第三步至第六步是使普通司法机关和独立的宪法法院分享一定的违宪审查权.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应该是美国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与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结合.     

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启示

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法审查权。时隔不久的195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了宪法审查的“第一案”。该案涉及联邦议会根据基本法第118条通过的涉及巴登、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亨左伦三州区划调整的《区域调整法》的合宪性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解释和判决方法上大胆借鉴美国经验：但与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相比，联邦宪法法院也汲取学说和判例之菁华创造出独特的宪法解释和适用原则，为德国宪法审查原理和方法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德国的宪法审查“第一案”对正在孕育中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     

美、德宪法诉讼模式比较

宪法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宪法争议,目前主要有美国的普通法院型宪法诉讼和德国的宪法法院型宪法诉讼两种模式。两种宪法诉讼模式,在裁判机构的设置、审判机关的受案范围、宪法诉讼程序的发动条件以及宪法诉讼的裁判效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别。这些差别有其特定的国情背景。这表明,即便是在同样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宪法诉讼模式也是有差别的,因而解决宪法争议,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而不是盲目照搬照抄。     

各国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之比较

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相关。在英国，通过普通法院审判案件的具体形式予以救济，普通法院的判例形成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重要形式；在美国，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审查的方式，予以救济；在联邦德国，由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审判案件和宣告法律违宪的方式予以救济；在法国，则由宪法委员会进行救济。各国宪法基本权利法律救济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仅对我国完善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而且也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理论提供了经验。     

论宪法实施的障碍与突破

从狭义理解,宪法实施指宪法适用,即宪法规范由专门的机关用以化解政治纠纷,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是宪法的现实化与个案化。宪法实施具有政治性、根本性、制裁性三个基本特征。西方国家基本采取普通法院负责宪法实施、宪法法院负责宪法实施、议会负责宪法实施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各有优缺点。而我国宪法实施面临观念与制度两个层面的困境。构建我国宪法实施的现实路径,一方面需要树立宪法信仰,以宪法信仰引导制度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符合国情的违宪审查机制,以制度促进宪法信仰之确立。     

关于我国建立宪法法院的思考

完善宪法监督机构是我国宪政建设的现实要求。考察世界各国宪法法院建立的历史概况 ,然后从理论上归结这种专门监督机构建立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 ,我们就会发现在我国建立宪法法院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法院的建构模式应充分考虑监督保障体系、机构设置、职权等要素。     

关于宪法的适用问题

宪法集中体现法治的精神 ,法治需要适用的宪法。法院适用宪法与法院不享有违宪审查权并不矛盾。司法权固有的性质、特点决定了法院在适用宪法中的重要作用。法院适用宪法是有条件的 ,法院应在缺乏其他法律依据或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时适用宪法。法院适用宪法不仅可以弥补现行宪法监督机制的不足 ,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 ,而且可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积累经验。     

论《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在南非国内的实施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诞生对非洲人权保护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宪章全面规定了人权和民族权,并针对宪章的良好实施规定了缔约国的国内实施义务。南非作为该宪章缔约国,采取了通过新宪法、建立宪法法院、制定保护人权的法律以及设立人权机构等一系列措施来确认和保障宪章人权,有效地推进了宪章所规定权利和自由在其国内的实施,从而使南非在区域人权保护中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对艾滋病人人权的保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何止译者：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活动之译员考析

在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研究中,专注双方交流桥梁———译者的讨论并不多见。受特定历史语境影响,双方译员的物色和安排困难重重,且参与此次外交活动的译员都算不上合格的外交翻译,但在使团访华过程中,他们远远不止扮演了普通外交翻译的角色,且对中英外交关系的建立发挥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活动中的译员进行考析,不仅有助于揭示特定历史时空下译者的特点,还有利于了解译者与历史语境的关系。     

美国宪法监督模式成因研究

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明确将司宪权授予联邦法院,主要是制宪者们担心司法权过于强大而使司法机关成为一个“专制暴虐的机构”,从而使权力制衡机制失灵。以宪法判例形式存在的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度,则很巧妙地消除了制宪者们的担心,因为这一制度并不从整体上对立法权和行政权构成侵犯和威胁。美国宪政实践证明,宪法司法化即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方式,虽然也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不会导致社会的巨大震动和动荡。     

最高人民法院与条约司法适用机制的完善

国际条约的司法适用是实现条约法律效力的要求,但现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效力位阶的规定尚不明确。法院的司法活动可以在法律规定模糊、存在漏洞时,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情况下起到明确法律内涵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因此,为了保障我国切实履行条约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率先采取完善国际条约司法适用的措施,包括出台司法解释、公布相关指导案例、建立逐级汇报制度、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等,从而为将来时机成熟之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这些内容做好准备。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制度刍议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监督职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检察量刑监督制度受到了来自我国现行立法、检察机关自身以及司法审判机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严重削弱了量刑监督的法律效果。故检察机关有必要对现有的量刑监督制度予以改革并完善,以实现量刑公正的终极目的。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联动型司法模式探析

“1＋5”庭所共建体系是江苏大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司法参与社会管理、探寻司法运行新规律的先试先行之作。该体系是以人民法庭“1”为核心,联动司法所、派出所、交巡警中队、法律服务所、村（居）民委员会“5”方参与,以“庭所共建”协议为纽带,以矛盾纠纷联动调处、突发事件联动应急、交通事故联调对接、法官德艺监督反馈、法官对接“四员”五大制度为支撑,以涉诉矛盾分析年报、法院专报、司法建议、平安月报四大平台为依托,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变由人民法院“单打独斗”到多方参与“集体防守”的立体式纠纷防控和化解的体系。     

宪法权利保障与执政党的行宪能力刍议

中国特色的宪法权利体系的初步形成为宪法权利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和价值观基础,然而现实中的公民宪法权利保障并不尽如人意.笔者从宪法权利实现中执政党的角色分析入手,阐发了执政党行宪能力的基本内涵,并对提升执政党的行宪能力进行了初步探索.     

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及其立法借鉴

美国证券交易仲裁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证券交易仲裁持消极态度。直到80年代,证券交易仲裁才最终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证券交易纠纷仲裁主要涉及纠纷的可仲裁性、公平性、司法审查等问题。作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对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财政审计工作报告制度的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的财政审计报告制度实践中存在着报告主体不规范、报告内容多漏洞、报告欠缺约束力等问题。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依据人民主权理论和现行宪法的规定,财政审计工作报告应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制度,每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的法定主体应是国务院而非国家审计署,报告的内容应涵括国家所有的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活动以及经济责任,报告决议制度对约束政府行使经济权力非常重要。     

诗歌“盛世图景”的建构--太宗朝宫廷诗传播过程的内在机制和意义初探

太宗朝诗歌具有雍容华丽、典雅大气的宫廷诗典型特点。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看，太宗朝宫廷诗所形成的风格特点，以及它对诗歌艺术乃至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方式，不仅是对南朝诗歌的承袭，而是由太宗朝宫廷诗人群体诗歌传播过程所影响与决定的。太宗朝的宫廷诗歌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性传播，且是一种对公共性象征符号的传播与扩散活动。通过编码—解码的信息交换过程，太宗朝诗歌的“盛世图景”得以建立并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