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以《送报伕》为例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 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紧张。由于丧失了 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1970年代末 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 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 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论刘震云小说中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亲情伦理叙事、婚姻伦理叙事和门第伦理叙事是其所要着力呈现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3个维度。上述伦理叙事皆呈现出非常规性的叙事特征。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又暗含着具有作家主体性的叙事伦理,也就是说无根的无奈与寻根坚守的追问和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庸俗这对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呐喊》、《彷徨》为考察对象(上)

叙事伦理相对于理性伦理而言,指具体叙事过程文本内部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它既包括形式安排对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也包括文本叙事溢出的不同于时代或作者本人理性伦理的个体伦理.鲁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人称安排充分体现了叙事形式所蕴涵的伦理意蕴,折射出叙述人以及隐含作者的个体伦理困境.     

中西英雄史诗电影的英雄叙事比较——以《嘎达梅林》和《角斗士》为例

从中西英雄史诗电影塑造英雄的面向和特征出发,以《嘎达梅林》和《角斗士》为例,比较中西英雄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的异同,可以揭示中西民族精神和文化异同。在英雄人物基本的道义品德、遭遇结局上,中西电影塑造英雄人物的套路是大体一致的,差异在于西方英雄偏于神性和个人化,中国式英雄偏于群体性和超越本己性。     

论谭恩美小说的鬼魂叙事——以《百感神秘》和《接骨师的女儿》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通过她的特有视角和写作手法,重现了神秘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鬼魂叙事.在小说《百感神秘》和《接骨师的女儿》里,移民母亲通过亦真亦幻的鬼故事重拾记忆和重新叙述过去,这是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而美国女儿对此强烈反对、排斥,甚至给母亲贴上“他者”标签.但一番激烈冲撞后,两代人达成和解,女儿打开了关于中国的神秘感官,通向了中国文化的记忆之门.在一定程度上,鬼魂叙事策略有效地缩短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间隙.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作品中有大量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作品。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是时局与使命的遇合下的书写,是在政治和时代潮流的共同影响下的必然性选择,是文学的时代性与作家使命感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获得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论“影像”化叙事在海派小说中的本土化走向——以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为中心

在吸取电影艺术新的表现技法方面,围绕着“意象”营构这一核心,在三、四十年代的海派代表新感觉派及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影像”化叙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存在着从表面外化到渐趋内化、由纯西化向中化嬗变的发展趋势.仅就电影的两大主要表现手段——蒙太奇与长镜头而言,新感觉派比较倾向于前者,而张爱玲则更看重后者,不同取向的背后虽不无时代背景、性别气质等外在因素,但其更为内在的因素却是各自的文化立场.在这一本土化进程中,长镜头尤其是固定长镜头及慢镜头等电影手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铁凝小说的欲望叙事

在铁凝小说的欲望叙事中,大多数女主人公都陷入了追逐欲望、背离爱情的漩涡之中,呈现出女性生存中欲望与爱情分立的模式。立足于这种女性生存困境,铁凝从女性所处的困境和自身的缺陷出发,进行审视和反思,试图寻找女性命运的出口,冲出欲望的重围,探寻女性理想的爱情情境。     

论寻根小说的神话叙事

寻根小说是展现地域文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先锋,这种展现通过神话叙事得以完成,其中,塑造神话情境是重要方式之一。在寻根小说的叙事中,神话叙事的"混融"与"再生"特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突出人的自然特性的同时,寻根小说将人的道德伦理意识作为文本意义进一步生发的重要中介。地域文化、混融与再生的自然形态以及通过叙事生发的伦理内涵,使寻根小说的神话叙事成为一个自然环绕的整体。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论张爱玲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该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反讽叙事的四种类型 :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模式反讽 ,还分析了她是如何以反讽解构爱的神话、父权神话、女性神话以及意志自由神话的 ,并由此透视她在世俗情趣与虚无底子之间的精神立场。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     

试论老舍小说的平民叙事风格

老舍小说呈现着浓郁的平民叙事风格。民间叙事、打造“京味”艺术品格,追求亲切幽默的艺术格调和浅白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其典型表征。     

中国创世神话的伦理叙事

鲧、禹故事由神话叙事变为伦理叙事,姜原弃子神话提出＂元子＂说与＂有德＂说,表明和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品格。这表明,产生于周初至春秋中叶的文学经典《诗经》必然是伦理化书写,并影响形成了我国文学的审美传统和文学理论的伦理化、人格化旨趣。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与死亡叙述

对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余华先锋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无处不在的暴力现象以及暴力的深层精神结构和运作机制.但其虚无主义创作精神使其过分的迷恋暴力的激情、死亡的灿烂,批判历史与现实的暴力的力度就此被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