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应对策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国家在疫情应对过程中总结了很多成功经验,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疫情防控提供了有益参考。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和提高。文章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预防和应对的视角,梳理了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有力举措和存在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救助资源统筹与优化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检验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暴露出在应急资源配置中的一些不足.在从救助物资及物流系统、救助人员和信息资源及共享平台三个方面梳理重大卫生事件中社会救助资源的类别及供给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此次疫情应对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就提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救助资源统筹安排提出应建立国家救助物资应急保障体系,构建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和决策机制,构建多主体协同合作的社会救助资源配置机制,搭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数据信息平台.     

《国际卫生条例》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困境与完善

《国际卫生条例》由《国际卫生公约》发展而来,迄今为止经过一次修订,在这次修订中抛弃了原来保守的治理理念,与国际人权机制结合扩大了缔约国的义务,建立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制,并试图实现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经济发展的平衡。然而,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中,《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基础性和框架性条例,其缔约国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的不完善,条例遵约引力的缺失以及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制的缺陷,再次使得《国际卫生条例》陷入实施困境。针对上述困境,应当以共同利益观为补位,强化《国际卫生条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使《国际卫生条例》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问题和对策

近几年,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挑战。在应对SARS、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等几次重大疫情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体系。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比,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还存在总体投入资金不足,人均拥有卫生资源缺乏,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公共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为核心,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能力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资源,在助力抗疫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提高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文章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数据如何被合理地应用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并阐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治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探讨了如何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的数据治理能力,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治化：理念、问题与路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来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暴露出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缺陷,体现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未能满足形式法治的要求、行政应急权的规制未能满足应急法治的要求、公共卫生制度设计未能满足健康法治的要求三大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法治化,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完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合理配置行政应急权并规范其运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保证比例原则的适用,并且为权利救济提供法律途径。     

2020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有效防控的原因与启示

继2019年年末中国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从2020年3月初也相继陷入疫情防控危机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近百年来世界面临的辐射速度最快、危害程度最大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历经三个阶段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中国防疫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中国政府高效决策,快速切断传播链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全国医疗资源应对疫情;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追溯疫情源头.目前,全球抗疫局势仍不容乐观,我们只有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持续优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动员机制、不断完善重大灾难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才能在未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科学施策、化解风险.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防控疫情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从党史出发的思考

一部百年党史是一部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也是一部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进程中与疾疫作斗争、保障人民健康的历史.在过去一年多的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年党史的演进机理,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防控疫情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为中国疫情防控获得根本性胜利提供了政策指导和价值遵循,也展现了公共卫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进而为世界范围内仍在进行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直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     

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及其治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考验着各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易引发各种消极社会情绪,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感受。以新冠疫情为例,群体恐慌、群体焦虑、群体愤怒、群体冷漠等消极社会情绪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利因素。积极调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极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国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必然要求。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所诱发的消极社会情绪具有普遍性、具体性、暴发性、感染性等基本特征,是在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经历情绪生成、情绪发展、情绪暴发和情绪传染等几个重要的演变阶段后所形成的规模化、持续性情绪氛围。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内部动因表现在四个层面:社会需要激发消极社会情绪唤醒;风险认知催生消极社会情绪分化;心理预期促进消极社会情绪强化;从众心理引发消极社会情绪传染。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情绪生成的外部效应体现在四个方面:利益冲突催生消极社会情绪的极化效应;社会公义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汇聚效应;社会偏见强化消极社会情绪的期望效应;媒介传播引发消极社会情绪的扩散效应。科学把握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生成机制和规律,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切实做好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消极社会情绪的调控,才能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消极社会情绪的治理对策包括:密切关注民众现实需求,阻断消极社会情绪源头;及时调整民众风险认知,实施消极社会情绪隔离;合理引导网络情绪互动,增进积极社会情绪趋同;充分保障情感支持系统,营造积极社会情绪氛围。     

条例，十万火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前后

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肆虐一时,广东、香港、北京先后出现疫情,它再一次给我 国正在发展中的公共卫生事业敲响了警钟:尽快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刻不容缓。 人们不难忆起仿佛是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次次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今年4月的辽宁海城学生豆奶中毒、 2002年南京汤山投毒、1998年山西朔州毒酒事件、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这些事件在一次次促进我国公共卫生 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一次次暴露出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     

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抗疫大考的合格答卷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创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应对这场疫情,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既是对全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带领14亿人民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这一伟大斗争再次展示了全国人民良好的精神状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江苏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暴露出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疫情应急响应机制不够健全、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几近瘫痪、疫情应急信息系统缺失、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与管理滞后以及“平战结合”的医疗应急演练匮乏等。结合江苏省的实际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协调联动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预警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疫情应急信息共享机制需要取得零的突破,疫情应急物资管理供应保障机制亟须完善,以及疫情应急演练机制需要率先建立。为此提出建议如下：提高认识,加快形成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共识;从应急管理全过程健全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江苏疫情监测预警系统,完善运行机制;建设江苏疫情应急信息系统,促进信息共享;部署建设重大疫情应急物资管理供应保障与信息系统;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的运行机制;拓宽思路创新卫生应急人才培养模式。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考察对象

对口支援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突出的治理作用。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国家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对口支援主体。通过派遣医疗队、供应防疫物资等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机制、人员选用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等保障了对口支援的高效运行。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学有效的对口支援不仅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抗疫精神、增强了人民战疫信心,而且为世界防控新冠疫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转危为机: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组织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中国抗疫经验表明,集中统一指挥机制、勇于决断机制、联防联控机制、集体动员机制、对口支援机制、差别化管控机制、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和推动科技攻关机制等,是此次疫情防控成功的关键。这些实践经验也证明,在重大危机和风险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构建人民至上执政理念下的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从我国古代危难救助制度谈起

在我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体现了传统的人本思想.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针对防控重大疫情中的短板、弱项,完善疫情隔离措施,做好重大疫情消息的通报发布,采取有效的重大疫情救济手段,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日益上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去冬以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流行,给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体系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