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古的民间文艺学:构建与开拓

从宏观上讲,蒙古民间文艺学自然是一个整体系统。它应是包含在系统的综合性学科—蒙古学下的一个子系统。但鉴于蒙古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现实存在的政治的、社会的、地理的诸多因素;并从微观的深化出发,提出西蒙古—卫拉特民间文艺学的论题,是有其历史的、现实的依据。为此,本文有必要首先重温有关背景材料。 背景 1.1,众所周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仅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而且也以他显赫一时的武功而成为名扬全球的人物。 1.2,从大蒙古国诞生(1206)的次年始,被《蒙古秘史》称为“林木中百姓”之一的西蒙古祖先—斡亦剌惕部即与黄金家族建立了世袭姻亲关系,继而成为蒙古大家族的有机体之一和成吉思汗事业的一支基本力量。到元代,又自然成为元朝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力量。     

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深入到我国大多数民族之中。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及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蒙古贵族也逐渐与喇嘛教发生了关系。但是,喇嘛教在蒙古族中广泛传播,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完全占据支配地位,则是在明清之际,黄教传入以后的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是闻名古今中外的著名历史人物,是蒙古汗国的缔造者,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他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结束了蒙古各部纷争战乱的局面,创建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和文化制度,为蒙古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适时地发动了攻金、西征和灭西夏的战争,有的带有扩张性质,有的则具有统一意义,虽曾一度带来一些破坏作用,但是攻金、灭西辽、灭西夏却为元朝大统一奠下基石。西征中亚、西亚和欧洲,虽带有对外征服和扩张性质,给各国人民曾带来灾难和破坏。但对促进东西方的交通和各国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总体说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愧是蒙古民族的英雄,而且对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从古代蒙古法中蠡测游牧民族对生态的保护--兼谈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古代蒙古社会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散见在"约孙"(习惯法)、<大札撒>(成吉思汗法典)、元朝典章制度和北元时期的蒙古法典之中,其保护的范围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由于古代蒙古社会是以动物为中介,以人、自然为要素而构成的,法律特别重视对动物,尤其是家畜--马的重点保护.宗教因素曾经引起古代蒙古社会的生态规范的部分嬗变,但其生态保护法的精华部分仍被明清民族法制继承下来.     

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品格的形成

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品格的形成洪玉范蒙古民族勤劳勇敢，诚实善良、无私无畏。这种优秀品格的形成，不仅是这个民族的游牧经济生活和地理环境所致，更与成吉思汗的一整套治理手段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拟就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品格的形成等几个相关问题谈几点看法。一、成吉思...     

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问题

成吉思汗大札撒不仅是研究13世纪蒙古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整个内陆亚洲游牧民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大札撒没有保存下来，因此给后世留下诸多的问题。本文将要说明的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特别是其中“成吉思汗兴起后制定的律今及其颁布的札撒”一章是现存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文献中唯一原始的资料；大札撒的编录不是在窝阔台即位的1229年，而应在该年以后至忽必烈在位的某个时期；大札撒不是一部法典，而是一部由成右思汗后人编录的成吉思汗经世治国的经验总结；成吉思汗大札撒得以在中亚、西亚突厥、蒙古王朝流传，一方面是成吉思汗个人威信的作用，另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14至16世纪中亚、西亚突厥、蒙古人的社会较成吉思汗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试述盟旗制度的演变

蒙古的盟旗制度起源于成吉思汗与蒙元时期的"忽必"、"爱马(克)"与"鄂托克".清朝建立了蒙古盟旗制度,清末实行省治;北洋军阀建立特区;南京国民政府建省置县;新中国时,实行民族区域制度,使得盟旗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试论卫拉特与东蒙古的分离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1207年派长子术赤征伐“林木中百姓”,卫拉特与各部“林木中百姓”纷纷归降成吉思汗。此后,蒙古族各部,包括卫拉特在内,曾在蒙古国这一统一的实体内,经历过西征的狂风巨澜,而且曾共同作为元朝的统治阶级,主宰过中国一百六十余年的命运。特别是卫拉特系与成吉思系“黄金氏族”频繁通婚,以致享有皇亲国戚的地位,卫拉特贵族也多被皇室封官受爵,委以重任。混血与共同的统治利益使源出不同族系的两者在民族性和共同经济生活等方面,日趋一体化。所以,即使在元朝灭亡这样沉重的政治压力下,两者并没有各奔东西。可是后来,卫拉特却与大汗系的东蒙古分离了,并继而形成了独立的蒙古族西支。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民族过程的今天,蒙古族民族过程的这一段历史     

第八届国际蒙古学大会综述

第八届国际蒙古学大会于 2 0 0 2年 8月 5日至 12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这是国际蒙古学协会 195 9年成立之后 ,每五年主持召开的例行会议。蒙古国总统巴成班弟、总理恩和巴雅尔出席了在政府宫举行的开幕式和纪念成吉思汗诞辰 84 0周年专题学术报告会 ,即第一天的全体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共计三百余人。他们分别来自比利时、加拿大、中国、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匈牙利、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挪威、罗马尼亚、俄罗斯、瑞士、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等 2 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蒙古国之外 ,参…     

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

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 ,实现蒙古各部统一后 ,用以拼写蒙古语的畏兀字。在为蒙古族发展服务的历史长河中 ,这种文字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从而发展成为现代的蒙古文字。它演变、发展历史的 ,是蒙古族发展历史的反映和蒙古民族精神的历史体现     

清初汗号与满蒙关系

汗,作为北亚民族首领的名号很早就开始使用了。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注意到清早期最高首领名号的历史渊源和蒙古背景问题。本文试图从早期满蒙关系的角度,考察清初三位汗的汗号源流与背景。文章指出,汗号是通过蒙古各部传入包括满洲在内的女真各部的;不管亚洲东北部满蒙地区各部落的内部组织如何,他们在政治机构的构造上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制度文化。     

蒙古文学与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1227)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他也是蒙古文学史上的特殊人物形象———永生不朽的传统人物形象。从文学史研究角度看,可以说成吉思汗形象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蒙古文学史上的成吉思汗从原型性艺术形象发展成为神化的成吉思汗形象和理想化的成吉思汗形象。成吉思汗形象植根于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崇拜文化,形成于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崇拜心理,并具有时代性。     

满汉蒙合璧《大喇嘛坟塔碑文》译注

斡禄打儿罕囊素是第一位移锡后金(aisin gurun)的著名喇嘛,在辽阳圆寂之后即埋骨该地,后来金国汗在辽阳城南敕建喇嘛舍利塔,树立满汉二体碑文《大金喇嘛法师宝记aisin gurun i orlug darhan langso lama i giran i subargan》(1630)。待到建国号大清并入关,顺治皇帝敕命修葺累年雨水浸坏的塔根,再树立满洲、汉、蒙古三体合璧碑文(满文amba lamai eifu i subargan i bei bithe,1658),追思囊素喇嘛携众远方来归的事体,重申父祖礼敬裔远来归之人的心情,语含温存和恭敬。本稿依据拓本录写翻译三体碑文并略作语文学考释。     

试论蒙古西征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几个问题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半个多世纪的西征过程中,相继建立起横亘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人以独特的游牧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影响到中亚、西亚和西欧,使世界各民族多元社会传统文化得到交融和发展,对东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清代喀尔喀九白年贡仪制

喀尔喀左右翼在顺治八年(1651年)第一次遣台吉到北京进贡白驼一匹、白马八匹,确立了九白年贡关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之后,喀尔喀部归顺清朝。清廷允许政教大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车臣汗每年冬季遣使进京年贡九白,以尽臣子职责,并未编入蒙古王公年班或喇嘛年班,既尊重他们在喀尔喀部的传统地位,又有强化管理之意。清廷在贡道、贡品、筵宴、朝礼、赏赐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藏北达木蒙古再探

清朝初年,固始汗征服卫藏以后,留驻一部分蒙古兵驻扎杜北腾格里湖畔的达木草原。这支蒙古兵逐渐成为驻藏军队的主力,是护卫西藏政治中心的武装力量,并被清廷编组为达木蒙古八旗。到清末,达木蒙古逐渐藏化。     

历史、想象与身份认同——影片《成吉思汗》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叙事比较

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对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个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两部影片在影像风格、叙事选择、细节塑造等方面的不同,显示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在构造过去时游走于史实与想象中的姿态,叙事策略的背后展现出的其实是创作者族群、文化身份的差畀以及自我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文本对比分析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启示意义,也是文化人类学之于历史、想象、身份研究的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