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合作开发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国际能源合作开发争端涉及的主体众多,选择的方式广泛,适用的法律多样。《能源宪章条约》规定的有关争端解决机制同样适用于能源的合作开发领域,另外,美国晚近发展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ADR）也为能源合作开发的争端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     

“双碳”背景下中俄低碳能源合作的法律路径

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旨在实现能源合作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效能与绿色效能相协调,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在地理位置相邻和政治高度互信等优势的推动下,中俄在天然气、核能、电力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但两国低碳能源国际合作也存在着合作制度不完善、能源基础设施管辖权不明确、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缺陷等法律问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应通过完善低碳能源法律体系、明确能源基础设施司法管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改进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等措施,积极构建安全高效的中俄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机制。     

国际能源投资的环境法律规制——以《能源宪章条约》及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

指出《能源宪章条约》中的环境条款顺应了全球普遍重视环保的趋势,促进了投资与环保关系的协调,但是其自身也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从实践角度讲,虽然现有争端数量有限,但投资仲裁实践无疑是当前协调投资与环境关系更为现实的选择。对中国而言,不断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关注能源投资与环境保护法律协调,已成为推动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当务之急。     

论《能源宪章条约》中的环境规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杨洪在《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发表“论《能源宪章条约》中的环境规范”一文认为，《能源宪章条约》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能源法律文件，更是第一个将环境规范纳入能源立法领域的国际法律文件。它改变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仅限于国际环境法向度上一维考量的缺失，标志着国际社会在国际能源法向度上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的开始。     

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构建研究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需要加快建设与之配套的国际合作机制,以便于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促进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规划与建设,提升国际电力贸易规模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争端。全球能源互联合作机制的目标是建设六位一体的机制复合体,包括多边对话机制、政策协调机制、投资保护机制、运营安全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建构全球能源互联机制的路径可以分为全球、区域\次区域和社会层面。全球层面主要依托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治理架构。区域\次区域层面可以优先立足"一带一路"倡议、东盟区域一体化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在社会层面,实现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协作,工作重点包括政府搭建规范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企业积极承担能力建设工作、推动形成投资机制和推动"电-矿-冶-工-贸"联动发展新模式。     

能源博弈与国际法律新秩序的生成

无政府状态下的能源博弈存在有序性,但也有博弈规则的创制民主不足、约束不平衡等法治阙如.而国际法律新秩序是一种有序有法的状态,能源猎鹿博弈为国际法律新秩序的必然生成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能源博弈的全球性与重复性是其生成动力.正在生成的国际法律新秩序有以下品格:以国际和谐社会为理念,以国际能源合作为路径,以运用国际法的治理为依托.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能源博弈,我国在国内层面应加快能源法的出台,在国际层面应推进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国际能源政治背景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立法

国际能源政治格局的形成,对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和严峻挑战,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应增加政策性条款的份量,扩大其覆盖面;引入软法,以应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多变与不确定性;增加促进性条款,鼓励能源技术革新,为能源外交提供法律基础;在立法理念、立法模式上则尽可能保持与世界先进立法趋同。     

关于能源革命的法律思考

能源法律是实现能源革命战略最有力的保证,能源革命对能源法律的转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国目前的能源法律制度存在缺位、错位现象,严重影响能源革命绩效的释放,只有转型才能对能源革命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国际能源论坛聚焦“能源效率”

由世界石油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世界能源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和国务院参事室联合主办的2008中国国际能源论坛10月16日在北京闭幕。国内外权威专家的十几场演讲的主题均指向当今国际能源领域的热门概念“能源使用效率”。——有专家说，这一动态是世界能源形式的风向标。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差异性研究

化石能源立法与可再生能源立法无论在法律理性还是在立法进程的规划安排上,均存在较多的问题,也都具有较大的发展完善空间。为避免这两个关联性较强的立法领域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同步性困境”,有必要以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各自物品属性的特殊性分析为基础,研究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差异性。化石能源具有较为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决定了化石能源立法必须将物权制度作为法律逻辑起点,并以物权与行政权有效衔接、互补为主线进行制度构建。可再生能源具有比较鲜明的公共物品特性,由此决定可再生能源立法只能将行政权作为基本的内生变量,并建立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立法制度结构。     

国际能源合作与我国能源类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

国际能源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能源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致力于能源国际合作，并形成了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框架；同时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积极参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些合作方式为国内能源类高校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使国内高校在能源政策法规、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利用等方面与境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论当今能源地缘政治的特征

当今能源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是:能源供应国获得不对称的权力与影响,能源民族主义日益增强;能源消费国之间为了获得有限的同源油气资源而追求相对获益,推出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美国作为最大能源消费国,虽然是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唯一霸权国,但并没有为国际社会带来稳定能源供应这一公共产品,反而加剧了国际能源体系的动荡不定。正是能源地缘政治中的这些现实状况对国际能源安全构成了真正威胁。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一般认为，近现代能源史上经历了两次能源转型，即煤炭取代柴薪、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的能源变革。当前，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奋力赶超，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引领者。通过厘清能源转型的概念，归纳前两次国际能源转型的规律，总结出国际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为当前中国的能源革命战略提供指导;同时，以动机动力、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经济可行、政治意愿五要素作为分析框架，建议中国需要根据特殊国情，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转型道路。     

能源统计的国际准则——IRES及其启示

通过对IRES制定背景、目的、原则、目标受众及内容进行梳理,探讨其编制思路和主要特点。研究表明:IRES按照“基础概念—核心内容—实施保障”思路进行编制,对能源相关概念范畴进行了明确,弥补了现有能源统计准则存在的不足;从能源供给、转换和使用3方面阐述了矩阵式能源平衡表的编制,增加了现有能源统计准则未涉及的领域——数据质量和案例应用;IRES介绍能源数据质量评估的重要性和构建维度,以期通过实践案例对各国能源统计提供指导。IRES的体系完整、方法具体且具有国际可比性,提供的案例灵活实用,中国应尽快革新能源统计指标体系,按照其倡导要求,提高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逐步实现能源统计口径的国际接轨。     

国际法院与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

本文根据国际法院的观点对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提出三点看法：（１）国际经济争端是跨国性的争端，其解决可以适用国际法但不能完全适用国际法的解决程序；（２）发生跨国经济争端时外国法人必须在经营地国用尽当地救济方法，只有在遇到拒绝司法的场合才可以由其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争端才可以依国际法程序解决；（３）外交保护权一般只能由外国法人的国籍国行使，但在特殊场合，股东国籍国也可以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保护的对象只能是他们的法律权利，不是他们的经营利益。     

海洋能源产权法律制度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由于我国海洋能源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在颁布之初就存在着立法目标不清晰、法律条文原则化倾向、配套的可实施的法律制度缺失等主要问题,导致我国的海洋能源利用与法律制度需求不相符合的现状。通过对青岛市的经济以及能源使用状况的分析,检视所存在的法律问题,认为要促进海洋能源的发展,必须构建以设定和保护产权为主要目的的海洋能源法律制度,即从产权的设立、范围界定、纠纷解决、激励等方面着手研究,以此来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填补我国海洋能源发展中的法律空白,促进海洋能源的发展。     

能源企业的环境安全与国际合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能源全球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能源环境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采取"孤立态度"。为全面保障能源供应安全、能源经济安全以及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代表的能源环境安全,能源领域国际合作更加活跃。能源环境安全的现状与困境深化了参与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而在能源合作的过程中,能源企业作为其中的重要主体在国际合作中应该对自身的环保义务引起足够的重视,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进而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能源企业自身标准。     

“双碳”目标下能源法律因应的逻辑锚定和规范承载

“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能源法律的关系密不可分。从能源法律因应“双碳”目标的理论基础与范围限定出发，重新审视能源法律的制度逻辑，可发现能源法律存在经济化与生态化的理念异质、市场化与行政化的范式失衡、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格局分化的存续危机。只有摆脱狭义上“能源供给”的传统观念，确立低碳能源治理策略的同质转变，调适能源利益关系的结构衡平，能源法律方能因应“双碳”目标之复杂性诉求。该逻辑转换为能源法律的结构和内容确定了优化方向，即能源法律应从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出发，坚持“政府—市场”的二元主体结构与“能源供应—低碳节能”的二元规制机制，塑造以环境法典、能源基本法、能源单行法、能源政策为规范承载的交织秩序，从而提升低碳能源的法律治理之力。     

试析国际争端解决之司法化倾向

现当代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司法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共识”、法律全球化对国际司法的促进、基于经济的理性选择、权力向规则的演进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的成因。司法化现象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以司法方式解决争端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意味着国际行为体之间和平解决争端有了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