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钟书"六法"失读说 --兼与"气韵生动"说商榷

关于谢赫论画有“六法”的标点问题 ,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钱钟书“六法”失读说 ,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对当前较为流行的“气韵生动”说 ,在提出质疑的同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正。指出“气韵”比“气韵生动”更准确、周延、规范 ,更符合谢赫的本意     

谈谢赫的“骨法”论

谈谢赫的“骨法”论○李欣谢赫的“六法”论在历代影响很大,它的研究早已超出“六法”本身,对“六法”原义的探讨,可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六朝美术史论的真貌,对历代“六法”谈论的研究,可使人们准确地把握中国美术史论发展的轨迹。“六法”之说最早见于现存最古的画品著...     

论“恺撒帝国”说之成立

全部罗马文明史可以分为奴隶制城邦和奴隶制帝国两大阶段。但帝国究竟始于苏拉独裁和他撤独裁，还是始于奥古斯都元首制，迄今仍是一个争论不已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将奥古斯都元首制的建立视为罗马帝国的起点。乌特琴科十分肯定地称屋大维是全新意义上的第一位罗马皇帝①。但也有一些学者力主：供撒的专制统治已使罗马迈入帝国的门槛。盖尔策尔认为，消微的专制主义是同全部早期罗马传统的彻底决裂②。在国内史学界，《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消撒所建立的国家“是个军事帝国，通常称为消撒帝国”③。遗憾的是，在给罗马帝国分…     

论中国文人小说的“整—性”

由于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的普遍使用,"非整一性"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小说文体最主要的批评。一般所谓"中国小说"或"白话小说",按其性质本应分为三类:一是"话本",本质上是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二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亦本为说唱艺术,但大多经历了明清书商或文人程度不一的编改;三是明清文人独立创作的"文人小说"。故唯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西方学者的批评仅对应第三类才真正有效。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时本各有其用,在"文人小说"中此类文字在不同作品中,其文本"整一性"也各自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现存所谓"小说"还原至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中国改革逻辑的转换——从“恶法非法”转向“恶法亦法”

中国35年的改革遵循的是恶法非法的改革逻辑,这种依赖权力权威的非法型改革过程是伴随法治进步对制度的破坏过程,是伴随政府权力弱化及市场拓展对官员个人权力的强化过程,这与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存在逻辑悖论,难以为继;中国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转向恶法亦法的改革逻辑,摒弃以任何恶的手段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都是正当的行为逻辑和放开搞活权力的改革思路,通过削权、废规、规范来限权扩市,坚持方向性、操作性、普遍性、持续性、进步性五原则改革恶法。     

张申府之“论中国化”读解

张申府先生于1939年2月10日在《战时文化》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论中国化”一文，认为“中国化”的提出既是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也是民族自觉和自信的表示。“中国化”不仅要“化”外来文明，而且也要“化”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科学在内的一些学问都必须先“中国化”，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形成崇尚和信奉科学的氛围，才能不断进步。应该说，张氏的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其将“中国化”的内涵无限“泛化”和绝对化，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之“国际习惯法”说新解

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之国际习惯法说的主要理论障碍为一般海洋法规则例外说,从历史性权利的产生、认定及适用上讲,后者无法成立。根据南海周边各国的惯常行为和法律确信,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还可进一步定性为受区域性国际习惯法的调整,此习惯法为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维护提供专门的理论保障,由此弥补国际习惯法说的不足。     

论“言志”说与“模仿”说的文化生成——先秦与古希腊诗学比较

“言志”与“模仿”是中西传统文艺学中遥相对应的两个主导性命题。它们分别起源于中西诗学发轫期的先秦与古希腊。本文力图从双方所处的文学创作、价值观念、世界图式的不同背景:来解释这种差异现象。文章认为,双方文学作品中主客体关系、美学追求、作品实现方式的不同,双方社会价值体系中知识与道德所处的不同序列,以及双方在世界观上分别信奉两分世界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等,构成了各自在文艺学根本问题上提出不同命题的文化生成机制。     

从文人之雅走向学人之雅——朱彝尊与姜夔、张炎“雅词”之辨

文章分析了清初朱彝尊开创的学人化“雅”词与宋人姜夔、张炎文人化“雅”词的区别,着重从“清空骚雅”与“厚实博雅”上比较了宋、清两代“雅”词的各自异质.本文认为朱的雅词以学问和诗教为核心,分别在形式和内容上指导、规范词体,进而达到“尊体”的目的.由于清代学术发达,儒生经师充斥词坛,此种学人味词风的出现立即吸引了大批学人模仿、追随,从而形成了“学人词”——这一清代词坛重大亮点,清词中兴由此拉开序幕.朱彝尊开创的学人化的“雅”词并非是某个时期、某个群体的共同选择,而是作为清词发展的底色和主要特征,代表了清词的异质,亦是清词中兴的重要表象.     

袁枚的真情论——“性灵说”内涵新探之一

袁枚的“性灵说”,实际上由真情论、个性论、诗才论所构成。“个性论”与“诗才论”已另有专文阐发,本文试图论述“性灵说”内涵之一——真情论。请人钱泳《履园诗话》曰:“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又说:“性灵者,即性情也。”这一界说把“性灵”与“性情”完全划等号是不妥的,因为袁枚“性灵”的内涵大于“性情”,但是它又确实把握住了“性灵说”内涵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性灵”这个概念本身在袁枚笔下包含“性情”的意义,而且在袁牧诗论体系中特别强调“性情”或“情”。他常把“性情”、“情”作为“性灵”的主要含义来运用。所以在感情这个特定含义上,“性灵”、“性情”、“情”往往相互代替,交叉使用。《随园诗话》(以下引文出于此书者,不再注明)开宗明义,同时标举“性灵”、     

“中国梦”之源——孔子“发展哲学”发微

发展不仅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含义,而且还有深刻的哲学层面的含义。孔子作为一个站在时代高度的思想家,立足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从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动力到发展目标等多方面阐述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向何处去”等有关发展问题的系统的思想主张,从而建构起足以称之为“发展哲学”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精神基石,成为中华民族自强发展的“中国梦”之源。     

论“啸”——绝响的中国雅乐

论“啸”———绝响的中国雅乐范子烨中华民族是富于艺术情调的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流行了近三千年之久的口哨音乐———“啸”，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啸”是早已绝响于华夏历史长空的一种雅乐。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文化特质的揭示，重新唤起国人的注意。一、“啸”的艺术...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如何与天地万物成“一家之亲”——王阳明亲民说发微

王阳明的“明德亲民之学”是阳明学义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说可划分为早、晚期两个不同的阶段。唯有从“明明德工夫论”与“王道观”双重视野方能理解其精义与特色所在。其强烈的“泛亲化”的亲民论述让“亲”拥有了建构普遍的社会秩序、宇宙秩序的意义,并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述一起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秩序重构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具有广泛的思想史效应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平成日本经济分析——兼论“失去说”与“创新说”之争

日本在平成时代的30年间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尤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令人难解的现象,一方面陷于长期低增长和通货紧缩难以自拔,另一方面社会运行又显现出高度稳定和不断创新的成果,因此有"失去说"与"创新说"之争。基于经济供给侧的增长核算方法,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现,在平成时代日本经济超低增长过程中,相当一段时期内其TFP增长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对经济增长起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却与TFP增长相逆;IT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也没有对TFP增长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日本病"现象的发生,其原因还在于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为解释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没有获得显著的成效提供了证据。     

读懂改革 读懂中国——析“中国之强”的密码

从史论结合上论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历程、经验和规律,从深层次的原因上阐释了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什么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据史立论、论从史出,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为解决当今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思路与意义

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孙利天教授的新著《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既不是用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表达方式来改造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体系的表述,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及其教科书的内容"装进"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而是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在回应时代性的人类问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塑造属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并以这种"独特声音"影响世界历史进程。这就是"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而且需要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回应世界性的哲学思潮,特别是回应以反思"哲学"和"现代性"为实质内容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歌舞娱神”说辨——兼论原始艺术的功用

本文对古今中外绝大多数艺术史家、民俗学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歌舞娱神”说提出了异议,指出:一,古代先民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歌舞”的审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一开始就从审美的价值观出发,选择歌舞用于祭祀。二,“歌舞娱神”就是把“歌舞”后起的审美特性作为“先天原因”去推演古代的祭祀活动。三,许多艺术史家在论证歌舞和祭祀的因果关系上造成了混乱。四,本文笔者认为,歌舞在古代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最高手段”。先民们选用歌舞祭祀,目的不在于“娱神”,而在于向神表达自己深切的情感和意愿。歌舞祭祀完全不是从歌舞的“审美价值观”所作的考虑,而是从歌舞的“实用目的性”所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