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文人意气

正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炮火推翻了满清统治,中国大地上漫长的封建社会史由此告一段落。然而,与之共同走向消亡的除了腐朽的制度和颓废的政治,还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精英——文人。自此之后,"文人"随着每一个个体的逝去而愈发羸弱,终至化古。清末民初最知名的一批文人,在近现代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有些从事学问、教育,称谓上虽然变了,但依旧是文人本色,如蔡元培、胡适、鲁     

社会思潮界说与日本的社会思潮

关于思潮及社会思潮,无论是学术意义上的概念诠释及涵盖范围的界定,还是社会生活中对该词汇的实际运用,中日两国均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试加以比较的话：（1）中国的界说广而繁,至今仍使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而日本的狭而简,且基本不使用"社会思潮"一词而代之以"社会思想"统而称之。即便偶见"时代思潮"、"战后思潮"、"政治潮流"等用语,前面亦从不加"社会"二字;（2）中国有关社会思潮的界说较具体和明确,日本则较抽象和笼统,仅很有限地使用"思潮"一词。虽在字面解释上有大致相通之处,但内容上却几乎没有可比性。上述事实本身…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

对于中国社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大多数研究者是通过"收入分层","经济分层","政治分层","职业声望分层"乃至"消费分层"等来加以探讨的.无疑,这种用客观社会指标来分析、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今后它仍然是揭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分层不单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还是一种心理事实.也就是说,社会分层不但可以通过社会指标,例如,收入、财富、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来加以客观评价,还可以通过自我认定,进行主观评价,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阶层归属意识".具体来说,表现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本人所做出的阶层归属的主观认定,是归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还是中下层,下层等.显然,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存在,反映了用不同社会指标或综合社会指标来进行社会分层的这一社会事实;另一方面,这种阶层归属意识的本身又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心理存在.从现实上看,客观的社会分层与带主观色彩的阶层归属意识难免会有不一致,不重叠之处,尽管如此,阶层归属意识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现实社会分层结构的反射物.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阶层归属意识的角度,并根据1999年对广州市居民的有关调查,来分析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问题.     

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探源

本文以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为起点,对近代中国军阀政治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地方主义表现形式是中央集权下移,地方主义分裂倾向在中央集权非常强大时虽然也存在着,但因为其对集权的依附性,还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中央集权一旦解体,这种地方主义便会成为左右局势的决定因素之一,显示出分裂的政治内涵。军事主义倾向是鸦片战争后日渐加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军事主义力量虽然可以制造短暂的统一和集权,但都不会持久,尤其是当原有的统治权威被推翻,而新的文人政治或政党政治尚未确立的时候,军事主义便成为一种首当其冲的选择。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决定因素,并最终聚合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军阀割据     

日本国内政治及其对“搁置争议”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中存在鸽派与鹰派之争,除此之外,日本社会的"右翼"组织也时常影响各种政治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三种政治力量观点不同,对中日"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鸽派主张遵守两国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鹰派则得寸进尺,主张对钓鱼岛实行"实效统治";"右翼"常常采取过激行为刺激中国。随着各派在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消长,中日关系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舆情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民谣

民谣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不仅用于褒奖善贤,而且用于贬斥奸邪。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言和政治主张。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大都重视舆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对反映民心、民情、民意的民谣也特别的重视,因此,古人有"审乐以知政"的说法。民谣折射出百姓人心的向背,是社情民意的重要信号,同时也是一种良性的民怨宣泄途径,值得社会各界的重视。     

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盆一景致，一景一世界

盆景艺术起源于中国,既属于传统装饰艺术的一种,也是一代代文人士子的雅好。人们将盆景誉为"立体的画"和"无声的诗",其培育、赏玩中的考究之处,丝毫不逊于真画、真诗。至于古代的盆景如何文雅、如何使文人墨客为之倾心,我们今天虽不可见,但仍可以从一些古画中得窥一二。     

全球的社会宪法

民族国家的政治宪法只是一种特殊的宪法,难以面向政治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执行构成性和限制性的双重功能,平衡诸社会系统的自治与扩张。在全球层面上,由于政治宪法始终无法运转,各种全球社会体制的离心倾向和相互侵犯更加严重,已经造成了新的宪法问题。全球社会宪法应运而生,旨在支撑和驯服不同的全球社会力量,因此呈现随体制而异的"片段化"形态。全球社会宪法片段之间必然发生的碰撞,应当依靠一种"新冲突法"加以解决。     

新媒介民主空间视角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政治建设仍相对滞后,总结三十多年来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优先推进政治改革,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能为社会全面改革提供政治动力和方向指引。尤其在新媒介时代,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同时,新媒介民主空间作为一种培育民主政治的手段,能有效地实现政治改革应然和实然状态的有机统一。     

“学而优则仕”——试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依附性

要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认识,就必须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回顾。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是,既主动追求一种对政治的依附,同时又坚守着一种"兼济天下"的传统价值理想。随着科举制的成熟和完善,"志于道"的理想最终被"学而优则仕"的现实利益所掩盖,成为服务于君王的工具。今天,虽然市场经济已经重新形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心理仍然根深蒂固,成为公共层面的中国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最大阻力。     

中国社会学要重视理论

一门学科的地位取决于学科的价值。中国社会学自产生以来,几经波折,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本,仍在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定位不当。从社会学的起源来看,它是西方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崩溃的一种反应,是社会剧烈变迁的产物,是为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在中国得以恢复和发展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一些社会学家在许多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因此,社会学技人民大众视为一门解决问题的学说。这就影响了社会学界对…     

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过度诠释"

中国古典的文学批评从解释<诗经>起就形成了"过度诠释",并且在对爱情诗词、山水诗词、闺怨诗词、咏物诗词的解释中都明显地带有对道德和政治意义的偏爱,形成了道德和政治指向上的"过度诠释".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过度诠释"并不是从客观上无法避免的,而是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它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有力支持.     

虚静为美 琴德最优

正古琴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关系之密切,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乐器可以代替。"士无故不撤琴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琴艺逐渐成为"四艺"(琴棋书画)之首,被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必修功课。古琴,在古代只称"琴"(近现代引入西方乐器后才被叫做"古琴"以区别),又常作瑶琴、玉琴、七弦琴,     

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

吴兆骞赎归反映了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康熙帝虽对吴兆骞所献《长白山赋》"览而称善",但他绝非像一般文人那样仅仅着眼于其华美的词采,而是看重其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吴兆骞归京后参与以容若为中心的花间草堂文人雅集,并非只为以文会友,而是有着深隐的心理动机。康熙帝所推行的"文治"策略及当时满汉矛盾的缓和,是吴兆骞得以赎归的根本原因。通过吴兆骞赎归这一事件也可觇视江南文人心态之变迁。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文学的焦虑

中国文学潮流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关系,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我们可以清晰的画出文学思潮受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清晰图谱。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学越来越感到一种焦虑,过去那种处于社会思想中心的优越感随着这种转型正一步步走向边缘,那种对社会政治、民族生存、生活价值等等的宏大诉求本应成为理想的一部分,却在当下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显得高、大而空,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同时,那种"文以载道"的传统却被某种经济价值的语境逼到了某种可笑进而可怜的程度。文学的生存面临极大挑战。同时,网络的出现使社会思潮以另一种形式演绎当代的政治自由与思想狂欢,文学在走向边缘的时候,另一种生存姿态正悄悄降临。当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与网络政治的兴起无疑给文学另一种启示,只是,这种发展趋势还在初期阶段,很多作家只是处在尝试阶段,但另一批不为严肃文学认可的网络写手却已经在茁壮成长了,从这一点看,文学的生存焦虑倒是无足轻重的,相反,那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是应该自我反思了。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