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凯·尼尔森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理论的互镜与兼顾

面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追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正义之辨,凯·尼尔森力求秉承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和阶级分析法,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反思平衡方法,强调机会平等是最小化的社会平等概念,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具有可欲性与可行性,实现结果平等是保障人类自由的基础,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追求。尼尔森的理论对于国家和政府保障机会平等、推动结果平等,彰显国家伦理,完善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涵着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政治价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科学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切实维护公平与正义;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及时化解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     

论政治监督与民主自由的实现

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是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民主自由的实现有赖于民主的政治体制 ,而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制度功能之一就是政治监督 ,民主自由政治的各种制度无不包含着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的机制。因此 ,政治监督是实现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途径 ,民主自由的发展必须以健全和完善政治监督制度为基本前提     

承认的哲学:霍耐特承认理论评述

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基于"社会性关注与社会发展、批判规范的探寻和社会正义构想"的问题意识,回答了"为什么我得承认你","承认如何可能","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转向,并着力于构建极具当代理论-实践价值的政治正义学说.     

福利国家论析——以政治哲学为视角

福利国家问题是西方当代社会论争的焦点,福利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且汇集了自由、民主、平等、效率、正义等各种不同甚至相悖的价值理念,影响福利国家产生、发展及变化的主要理论流派为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公民权理论.各流派论争的实质反映的是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     

论技术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共在与互动

权力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人们分析当代相关领域活动的重要对象。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共在与互动，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座架”。政治权力具有显著的序惯性与继承性，在很长时期之内部表现为强者恒强；与之相较，技术权力的序惯性较弱，但技术权力具能动性与活跃性。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有序合理的巨动是增强综合国力、促进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路径。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当代西方公平正义理论及其元哲学问题

公平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发表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而西方政治哲学的争论就是围绕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展开的,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强调平等的优先性,反对他的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而哈耶克的交换正义论则强调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与秩序的优先性.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论争中也涉及元哲学问题的根本分歧,主要关涉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叉问题.这些元哲学问题是公平正义理论得以自立的基础,是价值合理性的共享性理解的理性基础.     

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英文）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的,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如何应对柏拉图《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制度性设计"的尝试,它在制度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是建立了以所谓"哲学王"为统领的"正义"立法原则的政治等级制度。"哲学王"集最高权力与最高智慧于一身,将国家前途建立在"好人"基础之上。《理想国》将"正义"解释为"政治正确"而不是自由、民主、允许争论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倡导的正义是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秩序。《理想国》缺少近代启蒙思想的人权观念,而人权的核心是个人的政治权利。应对《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应使政治制度保证公民政治权利中的个人性,用宽容取代"正确"。在这个过程中,纯粹善良的私人生活比《理想国》里的公共社会生活更符合人的天性以及人类幸福的本意。     

平等的空间:当代分配正义下平等理论之争

现代各种政治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流派都力图争取某种东西的平等。当代分配正义下争论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四个平等理论是福利和福利机遇的平等、资源平等、可行能力平等、运气平等。它们关注的重点是人们的运气与选择,对坏运气的影响应共同承担;对个人选择的结果要个人承担。但是,单凭"运气本身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并不能成为我们共担运气影响的根据。问题在于分配正义本身。在分配的语境下就预示了权力主体的全能和权威。只有将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结合起来,通过民主平等保证分配领域的平等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待人。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启蒙思想

启蒙时期的政治理性开启了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先河,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正义等概念和价值尺度不仅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看亦有其价值所在。     

共时态下我国私人财产权保护之取向

近现代西方私人财产权保护经历了从神圣到限制的历史演进.而俄罗斯和中国的私人所有权则呈现从否定到肯定的进程.东西方私人财产权保护的不同取向,既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较量的结果,也是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变迁的体现.历史错位的共时形态下.我国私人财产权保护应以社会本位为原则,以国家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护的工具,寻求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平衡,达成财产权保护的正义与公正之目标.     

人类发展范式的价值取向之比较

发展问题是社会生活的重中之重。不同发展范式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以经济发展为准绳的传统发展范式,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忽略了分配正义和权利自由;以人的自由理念为准绳的发展范式,维护了自由和个人尊严,使我们对人类发展的目光重新回归到个体及其人性上,但却忽视了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及其发展问题;以全人类的生存为评价标准的发展范式,以生存论的价值观为主导,以规范和约束人类的挥霍行为为主旨,它倡导生存价值的优先性,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反省、评价和约束自己,是最契合人类现状的发展范式。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

当前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隐秘却愈具影响力的角色,现有研究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命题出发,探讨市场转型中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衡的社会阶层,由此,已有研究得出基本一致性的判断,由于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共享政治价值和共享利益,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共谋的社会阶层。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立足于“私营企业主”在民主转型中角色的阶级想象,而过于关注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从而忽视了深入剖析和探讨私营企业主对于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此,深化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及其政治影响的认识,需要从“民主转型”转向“政策影响”的主题。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知情权的法律价值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简约、明了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需求。但是,知情权至今仍未在中国法律体系得到应有的确认和保障。本文从法的基本价值出发,研究了知情权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制约权力的价值、效益优化价值、促进正义的实现和民主进步的价值、及其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这对促进知情权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