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楷书结体的艺术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是各种书体中最规矩、最标准、最具通用性的一种。“楷”者,楷模之谓也。楷书,以其法度严谨、笔笔不苟,故为学习书法的门径。诚如苏轼所言:“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闻庄语而辄放言,未足道也。”可是,在一些初学者眼里,楷书四平八稳,写起来很受拘束,又没有什么艺术性。于     

刍议文人画与画文人

正文人画者,多为古文人之画也;画文人者,当代画家向文人靠扰也,二者致学先后程序呈颠倒状矣。前者先成文人再作画,故古人云:画者文之极也;后者则先为画,再练书法,再补文学,充实文人之气耳。古文人画先成文人其因有三:一曰发奋,二曰科考,三曰有创造传统文化之时势天机。故江山多代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取诗对句七步     

名家评赵光品

正结识赵光品先生,始于结识其书法艺术。苏东坡有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草书,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光品之书法,初于端庄隽秀,一路用功,得其方圆兼备之法,尽现舒展潇洒之意,注重笔画之轻重、缓急、圆方、动静、刚柔,形成古拙朴茂、典雅灵动之美。厚重处蕴育着静而博大之势,无雕饰而露纯朴,去妩媚而显刚正。如晨闻嘹亮的号角,战鼓连天,壮士临阵,披盔戴甲,慨当以慷,充满阳刚之气,让人振奋;又     

“一阴一阳之谓道”新探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传》作者在对天道、地道和人道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光辉论断。对于这一论断,许多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接触到对立统一法则,认为它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矛盾统一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等等。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及其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它的理论价值究竟如何呢?以往较少论及。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一阴一阳之谓道”,很显然,道的内容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言简意赅,它实际上是对《易传》中关于阴阳及其相互关系论述的理论概括…     

论唐代侍书及其制度化

在唐代书法教育中,唐代帝王及其家族子弟的书法教育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唐代沿袭前代,在宫中亦置侍书以教书法,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贞现自垂拱之间,侍书虽有其实,但无其名,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后,侍书从侍读中独立出来,专设侍书一职,侍书者的身份由翰林院书待诏专任,侍书者归属翰林院,其职责明确,是专职书法教师,侍书一职的设立充分反映了书法在唐代帝王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也反映了书法在唐代教育中的地位,是唐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和体现,唐代帝王侍书一职的设立,对唐代以后宋、元、明亦有很大影响.     

中日文化视野中的“道”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上一脉相承。日本的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大多源自中国。然而在文化观念上却显示出两国的解释学差异。中国人最注重“道”而不轻言“道”。中国文化中的“道”更为沉重，更为超越，更为终极，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而在日本文化中，音乐、书法乃至武术进击等都常以“道”名之，蕴涵着幽闲古雅的温柔之美，但缺乏一种撼动人心的气质和精神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刻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韩柳道论四维

韩柳以"文以明道"为旗帜,他们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圣人之道、仁义之道和辅时之道。崇尚圣人、发挥仁义、辅时及物,既是儒家之道本有的特征,又经过韩、柳的突出与发挥,既是韩柳个人的道,也是时代共同的道,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道,也是一种不尽成熟的道,它们还没有获得像如理学、心学那样的专名,呈现出由先秦儒学向宋代理学的过渡状态。这种不成熟降低了韩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古文的发展却是一种促进。     

任翔作品欣赏

正任翔: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古到今,没有人能主宰沉浮!我认为历史的长河才是真正的鉴别者和拣选者,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只有那些真正能代表书法巅峰与里程碑式的作品,才能在历史的长河里永浮不沉。同时也说明整个人类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不是一个个脱节的环扣,我们要跳出小的局限来看世界看历史。这也给我们书家指出了一条路一条根本的思想。作为书家,欲修大成,必养大器!坦荡荡君子之风,清明明士者之气,这都是我     

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

如果说西方古典语言学在脱胎于经典阐释和哲学思辨后不久就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古典语言学则将由经典阐释母体带来的阐释形态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从它的阐释形态中探寻其发展轨迹。这种阐释形态古人称之为“训估”。据唐人的解释:“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①中国古代对语义、语形、语用的研究,都离不开这种“解释之义”。从语法学的发展来说,其体系正是在“训诂”中成其规模的,因…     

《太平广记》中的神异小说探研

《太平广记》中的神异小说以搜神聊异、说奇道怪为语义指向,获得了无益经典、有助文章、以广异闻的评价。就其内容而言有两大倾向:一者在奇、一者在异。记奇者多成于治世,是对生死离别、神界鬼域的高度生命体验和哲学观照;而怪者则多成于乱世,是对阴森怖异、子虚乌有的强烈的人生感受和命运意识的体会。就其手法而言有两种类型:一者只录表象,一者却寓情结。录表象者可看出佛道、巫风之盛,人以鬼神为实有;寓情结者则可视为在大量的表象的浸润启发之下,人们试图作出的超越鬼神观念,以神性说人性、以奇闻喻人文的努力。     

论艺术形象的结构变异

艺术形象之出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形象创造一般规律联系着的变异;艺术形象的结构性变异或创新,同样是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需遵循异变同一律。某些现代派创作所以令人感到荒怪莫名,原因之一,即在惟求“新”而背离了这一规律。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道家修辞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在我国古代修辞思想史上,道家的修辞学说占有特殊的地位,作出过较大的贡献,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老庄的修辞观是以自然哲学为基础,有着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从对立统一变化运动的角度来阐述言辞与情志的关系,要求情意发如自然、修辞出于自然,所以是很值得研究并加以发扬的。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许多关于“正言若反”、“大辩若讷”、“不言之教”、“多言数穷”等修辞主张。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本,决定一切,派生一切。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品中,无处不在,无物可尽。所谓“孔德之容,推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     

视觉与心灵的跳动

正我与钟义参先生结识十余年,今见其书法令我震撼和感动,促使我提笔有感而发。其书法融合了古今名家之隶篆,"有法""有我"跌宕起伏,情出于己,欹正相生,神接古人,笔随意走,大化求真,既重传统,又重创新,浓淡干湿,游刃有余,自成一格。何以谓之?义参先生十几年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追求高古典雅之意境,读书读字,苦修心性,力求"艺"与"道"之统一。临习柳公权、颜真卿和欧阳询及"二王"诸家,更觉求新求变之重要。     

公平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研究

人类对公平的偏好是一个客观事实;公平应是一个多维概念,公平具有价值维、领域维、时间维、空间维特性;如何实现公平,需要采取综合对策,尤其要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多层面基础上的对立统一与交错互动的关系,且在不同的层面,这种互动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     

慢慢风度 青岛西餐汤

传说,连接前生今世的道具是奈何桥畔一盏温热的孟婆汤。如果可以相信,那么我们生命之初的第一口滋味便是汤。水,熬成了汤,也就有了前世的故事,今世的魂魄。纵然没有对那第一缕尘世滋味不舍弃的追究,谁又能面对一盏身怀绝技的汤,铁石心肠地拒之千里之外?汤若女子,秀外慧中者有之;宜室宜家者有之;倾国倾城者有之;寻常者有之;粗     

《诗经》爱情诗探赏(三)

《诗经·齐风·东方之日》欣赏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东方之日》,古序曰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朱子非之,改为淫奔者自作。其实这纯粹是一篇男女恋爱之诗。那有什么君臣之关系呢?这首短篇小章,是一个男子自述其在恋爱中和情人的暗昧之私。诗章之法,两章叠咏。每章五句,十句换了三个字,而基本意思未变,亦衡水仲达所谓“重章共述一事”也。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张韶华和他独创的怪体书法艺术

辽宁著名的青年书画家张韶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8岁时与其父张诚信(抗美援朝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学习文史、诗歌、书画.他经历38年坎坷的艺术生涯,筑就了以文史、哲美、佛道、儒家思想为基础,诗书歌画为顶峰的艺术金字塔,在书画艺术上取得了成功.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全面研摹了中国历代书法名作,在此基础上对书法艺术的创新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崇拜郑板桥的书风,又继承了辽宁省已故著名金石书画艺术家陈旧老先生"真草隶篆"融合在一起的书法艺术风格,独创了"怪体"书法.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和国粹,从象形甲骨、石鼓金鼎、隶魏正草,已历经数千年.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在人们信息交流中,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然而,随着电子科技时代的到来,书法的实用性被电脑等现代的电子设备逐步代替,而书法的艺术性已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主题.早期象形篆字,主要表达物化象形之美.在行草时期,侧重表达心灵情绪写意之美.这些审美定律已为古今名家所完成,如何开拓书法艺术的新途径是当今主要的研究课题".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