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精神的内在底蕴

志愿服务活动已受到各国政府和市民社会的高度重视,志愿服务意识已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心中,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但是,人们对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精神的内在底蕴及其逻辑关联在认识上尚存有分歧和缺憾。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反思和追问。     

德国志愿体系对我国发展志愿组织的借鉴与思考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德国出现了成熟的志愿文化。德国的志愿者组织在国家应急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借鉴德国志愿组织发展的经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相关规定,加快我国志愿组织的发展步伐,对我国社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志愿服务立法基本概念分析——侧重于志愿服务、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概念界定

科学界定志愿服务、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等基本概念及其内涵是志愿服务立法的基础.基于倡导志愿服务行为和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立场,志愿服务立法中对志愿服务的界定应当摒弃组织性要求;基于广泛保障志愿者权益的需要,志愿者界定应当采取中义定位,并与注册志愿者、招募志愿者和登记志愿者的志愿者认可体系相关联;基于志愿服务法调整范围限缩以及与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的原园,志愿服务组织界定应当强调其依法登记成立的特征.     

志愿组织政治化趋势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及对策

通过对中国志愿组织政治化状况的分析,指出政治化是志愿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志愿组织通过各种政治化途径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对“一元政治模式”形成了一定的挑战。面对政策环境的改变、政策主体的多元化,提出政府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志愿组织的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志愿组织政治参与的机制,支持志愿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改变旧的管理制度,采用“分类控制”的方法,以“项目”为契机,提升志愿组织自身的能力。     

奥运志愿活动与北京市社会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迅速,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整体上存在着志愿服务机制不成熟、活动质量不高、力量分散、参与面不够广等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对我国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建议认真总结奥运会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经验,并以此为契机,采取多种方式完善和发展志愿者服务体系。     

日本社会治理管窥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中国在加紧开展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亟须增进对国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学习和借鉴。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课题,日本公民社会因为地方自治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受到关注,日本地方自治面临的挑战又需要与公民社会携手应对。本文阐述了日本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和地方自治的内涵认识,分析其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挑战,并对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略陈管见,认为成就有效社会治理需要调动民间社会积极性,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执政党、政府正确支持引导。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社会多元治理视角：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效能分析

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变革中,引入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满足异质性化的个性需求,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但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多困境,其发展壮大有赖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内在潜能的提升。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基于公共治理理论视角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经历并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制度创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而社会组织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国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赢得了一定社会效益,取得了一定改革经验,但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困境。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从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启示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挖掘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乡村治理、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公民社会与浙江农村的治理创新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概念的新理论——治理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场域中。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为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浙江农村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在公民社会的视域中探索民主治理的创新模式。     

劳动教育视域下高校志愿服务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探索

志愿服务是高校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和进行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和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培养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促进大学专业知识的深化和实践水平的提高、强化大学生劳动品质的塑造和劳动能力的培养、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和主体自觉意识四大育人功能,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然而高校志愿服务目前发展尚未成熟,存在管理水平低、保障制度等不完善、品牌文化缺失等问题.高校可从规范服务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制度保障,创新激励机制,搭建服务平台;依托学科特色,明确品牌定位,构建文化特色三个方面实现其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从政府—社会—公民关系看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推进,是在社会管理基础上强调管理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期,面对新的形势,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政府、社会、公民三者治理的有效衔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制度建设,保证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行。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

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社会共治的关键环节。着眼于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从动力、保障、组织三个维度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即以公共精神的培塑提升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以信息技术的嵌入增强公众参与的质量保障,以自组织能力建设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意识,提高其参与效能,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论志愿服务对提高地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影响

志愿服务对提高地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起着推动作用,志愿服务有助于提高高职学院知名度,形成社会服务品牌;有助于创新高职育人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志愿服务成为沟通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宣传志愿精神,建设校园精神文化,引用新媒体平台,实现学校与社会对接,建立学校对接社区志愿服务的有效机制等措施将进一步促进高职院校完善志愿服务。     

新时代社会组织治理:面临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社会有序良性互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做出一系列部署安排,致使其规模迅速膨胀,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新的发展形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极大影响了社会建设与治理的效果。研究通过对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梳理与总结,深入剖析了社会组织面临发展困境的内在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柏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英文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以往在中文中大多译为市民社会。但是,根据迄今这一措词在全球范围的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情况看,在很多场合将其译作公民社会更为贴切。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部分。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柏特南用了２０多年的时间,对意大利的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发达的公民社会既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能促成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非政府组织是在８０年代以来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的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它们是公民社会中的最积极、最活跃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一些性质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中的政府功能优化

农民合作组织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的新鲜事物,推进其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农民合作组织的不规范运作阻碍了其发展。政府要进行自身功能的优化,实现对农民合作组织从控制到扶持的转变,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关注点从民生到民权的转变,完成对农民合作组织从"硬治理"向"软治理"的转变,促进农村社区复合式治理模式的形成。     

日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实践

近年来日本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即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与进来,通过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承担与合作,在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法律和制度建设、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和市场的不足。日本非营利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并在其中承担重要职责,预示着一个单纯依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