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西 连通古今——陈烈汉陶瓷艺术析译

正中国的陶瓷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它不仅影响了整个亚洲,也影响到欧洲,并由此延伸到世界各地。中国不但是陶瓷文化古国,也是陶瓷文化大国。中国丰厚的陶瓷艺术传统,是我们立足的基础,也是我们发展和进步的起点;而艺术创新,则是中国陶瓷     

朝阳奇葩辽青瓷

China,C大写,这是中国的意思.china,c小写,则是瓷器的意思.正是基于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陶瓷传播之路,使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将中国与瓷器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我本身对于瓷器是比较感兴趣的,总觉得它能够展现中华5000年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境内瓷器产地与种类数不胜数,而在中国瓷器"南青北白"的交融与衍变过程中曾出现一朵艺术奇葩,那就是辽青瓷,即有辽一代.而今日,我们所说的辽青瓷,又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辽宁所产青瓷器,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中华文化以及历史所直接托付于今人的一件贵重礼物.     

中国当前法律文化冲突成因及整合功能

法律文化冲突是法律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一种非耦合现象。传统法律文化中独特的"宗族"观念与"无讼"观念成为了当前社会法律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更多的从文化这一上位范畴去看待这一冲突,把它视为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而不是单纯地把这种冲突视为两种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对立或吞没。     

“有神”与“有魂”:从俄罗斯法治的精神文化面向到中国问题思考

俄罗斯法治在类型化上,受东正教神学中"权力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种"权力法治"模式,这一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神"的法治。当前中俄两国在法治发展道路选择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本土化与自主性特征明显,都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自信的过程。当代俄罗斯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东正教传统精神为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传统精神文化的凝结作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理论的提出与阐发,给中国法治发展的精神文化面向指明了方向,它使中国法治在"伦理法治"的目标基础上成为"有魂"的法治。这个"魂"应当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塑造中国法治的精神之魂。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

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特征,其实是在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有别的另一种知识语境中、用另一种知识话语来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却忽略了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理论在知识构成上的这种差异,忽略了文化批评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因此,对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往往因为偏重"方法"或"模式"而忽略了理论生成的知识语境,忽略了理论研究的演变与知识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对文学研究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知识状况的质疑,文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更新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不必也不会都在文化的领域中研究文学,但却不能不思考文化批评的知识结构对拓展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

一种和谐文化.不应是一种话语的独白,而应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迥异于西方传统文化"自然向人的生成"之独白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文饰而包含着丰富的对话思想.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文化"概念源于对身体的文饰,这种文饰意味着对话,而由身体出发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则是对对话意蕴的最佳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为我们构建和谐文化、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古琴音乐文化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作用

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是最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人音乐文化,它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审美思想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它是以儒家"乐教"与道家"道学"为首出的音乐教育思想,讲究"中正平和"的大雅之音,强调"温柔敦厚"的高雅之风,主要培养人的文化底蕴和气质,重视人品教育,提高"大音希声"与"物我两忘"的音乐审美情趣。在现代音乐教育中,由于中国音乐文化主体的错位,使我们不得不对古琴音乐文化的继承而担忧。古琴音乐文化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华,是最值得传承的文化思想。古琴音乐文化的传承,能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和文化品位,能修炼学生的品格情操,能促进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使传统音乐更具有生命力。因此,重视古琴音乐文化的传承,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当务之急。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正中国绘画是一门"早熟"的艺术,就技巧而言,今日所见最早的作品都已臻于完美。我们无法推测此前的探索期究竟有多长。然而,在画师将绘画技法发展到极致后,却出现了一种并不十分看重技术层面的绘画——文人画。文人作画,讲究情趣、墨戏、心绪,唯独不怎么讲究技法。有趣的是,一代代的     

互联网族群文化:兴起、认同与延展

互联网族群文化作为一种亚网络文化现象,对人类生存空间产生了一定辐射和影响。这种文化现象是研究网络文化的一个全新视域,具有不容小觑的现实文化价值。互联网族群化现象的兴起与涌现,反映了社会发展中人的现代性的多元化。在互联网空间内的各类互联网族群,其行为不单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场域,互联网族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场景给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选择,它是比社会空间更加合乎心意的交往空间。在这种交往空间中,虚拟生存投射和延伸了现实生存。通过网上与网下的联动,充实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实现虚拟与现实的"和谐互动",进而实现良性循环的"虚实共生"。     

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政治观之比较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而自由主义则是西方历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学说,两种迥异的学说影响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讲究"合",追求大一统,而自由主义注重"分",注重权力的制衡;中国无宗教背景,因而在内在自律上不如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由此而来就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强于中国人;儒家重集体,集体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而自由主义看重个人,个人的价值、尊严、利益等成为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     

论庄子的音乐思想

庄子的音乐思想主要表现在"天籁""天乐"观上,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种普遍的观念,也是一种很朴素的"自然音乐观"。而这种观念是建立在人道本于天道,即"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这种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对后世的儒、道两家学派的众多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后来中国文化艺术的根。     

情系何处──中国古代文人情诗的文化剖视

相对于西方情诗那种比较鲜明的形上色彩、精神意味和浪漫情调，中国古代文人情诗则更多地具有感性的、人间的、近昵的、亦情亦欲、灵肉合一的审美品格，从而构成了独持的艺术风貌。造成这种风貌的原因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即表现于性观念、婚姻方式等方面一种并非禁欲的文化，不把人的性爱欲求视为原罪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讲究世俗安乐、身心调适的“乐感文化”，以及“道器不离”，即本体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等中和如一的中国文化基本范式。     

论加缪的文化身份与伦理选择

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并存斗争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加缪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多元混杂的文化身份不仅使加缪文字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殖民情结",而且在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让加缪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谴责一切暴力行为是作家伦理选择的出发点。从文学创作到"介入活动",加缪都在向世人传达一种真挚而朴素的人道主义。     

“史”的精神化与“从巫到史”

"从巫到史"是中国文化祛魅过程的重要组成。而在这一普遍的文明进程中出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史"的精神化。"史"经历了"事"、"事"的文本化、以及实在化、精神化的嬗变,最终成为一个精神实体,承担了裁决和指导现世生活的责任,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一种精神导师似的角色,对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建构、人生价值的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阿跨文化交际

阿拉伯文化具有相当强的宗教性,从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都有其独有的特点.但求同存异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标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以宗教规定的行为规范为核心,以阿拉伯人原有的文化为基础,尽可能地吸纳一切有利于阿拉伯人发展的其他文化的因素,使之为伊斯兰的教义服务.而中国的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这是一种入世文化.还有一种出世文化,即道家文化,是用来修身养性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和合","中庸",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自然.因此阿拉伯人和汉族人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说信命,讲究孝道,对人热情.在汉阿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自己的传统,动态地去看问题,尊重各个民族各个信仰的群体,了解中国的穆斯林民族.     

中西文化之会通

<正> 在上古时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约在十五世纪,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西方,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论述“印刷、火药和磁石”的作用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见培根所著《新工具》,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说明了中因的技术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起了促进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十六世纪后期,即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到中国传教,在宣传耶教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等科学知识,更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外在背谬与内在调和的统一——对中国儒文化特质的一个探讨

中国儒文化具有外在背谬与内在调和相统一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对偶范畴的共存之中:从思维分层上来讲,中国儒文化的超越性和世俗性特征共存;从价值取向上看,中国儒文化内圣的诉求与外王的诉求共存;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中国儒文化把"德性"与"问学"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从概念外延上梳理,中国儒文化这种特质涉及到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的调和诸方面.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色彩与中国历史地理

色彩本是一种自然存在,但经由人之手,就成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研究色彩与文化历史的关系,不仅可以有力拓展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空间,也可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本文正是从这一历史空缺中走入,通过"色彩与地域文化"、"色彩与政治"、"色彩与认知"、"色彩与社会人生"、"色彩与历史选择"五个方面,对色彩与中国历史地理的关系进行了集中而又颇具拓展意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