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思想史意义

由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实是一种侧重从思想的角度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杰出人物进行评述,并进而深入探讨和揭示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内在理论结构体系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范围的拓展、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注意从人物的业绩和事功中抽象出思想、注重兼融与交叉以及其独特的评传形式,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12年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近几年,对李贽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化,无论是治思想史的专家,还是研究史学和文学领域的学者,都有新的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2012年9月召开的李贽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对李贽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与会国内外学者围绕李贽的思想启蒙,文化品格,毁誉参半的巨大争议,耿李论争,编纂书籍与文学创作、学术论战,地域与思想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学术研讨。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世界历史坐标里,不仅进行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也有汉文化圈的横向考察,对李贽的思想贡献、历史定位进行了再思考,为反思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此次研讨的问题,不仅角度新颖,各具特色,而且涉及的主题广泛和深刻,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读,体现了当今国际学术界对李贽研究的重视。      

民众思想、思想家与思想史--对中国思想史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民众思想要不要写入思想史、关于思想家的定位问题、思想史的定位及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民众思想、思想家与思想史的内在关联为基础,该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独特的思考.     

试析宋代江右思想家之特质

从整体而言,宋代江右思想家具有“另类”之特质。此“另类”之特征,是以其追求思想的独特性、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从欧阳修之“史论”、“易论”到诚斋之“诗论”、“易论”,从李觏之“礼论”“易学”到荆公之“新学”,从象山梭山复斋之“心学”,再到文山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可以说,皆“另类”得可以。当然,与这“另类”思想家相对,江右之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正统派亦十分可观,也正是这种思想史内涵的紧张,丰富了江右思想总体之发展,奠定了江右思想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中国思想史连续性写法的分析

从思想史的治史方法论入手,指出连续性的思想史写法潜藏着严重的进化论倾向,平滑、连续、发展的思想史写法限制了思想史家的视域,主宰了其观念世界,对于那些不能摆置在连续性之下的思想历史对象,其认为不是历史本身有突兀、断裂,而仅仅是写作者的主观努力不够、材料占有不够,并不会怀疑连续性写法本身的问题。其实,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连续又有断裂现象,中国思想史也不例外,不能因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或历史精神具有连续性、联贯性,就信赖连续性写法,二者有区别。如果思想史的写作者能在连续性的方法中同时关照那些思想史上的非连续现象,试图对特定的思想历史对象本身的结构及其边界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会避免连续性写法的局限性,使思想史的研究打开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边疆山水：中华民族“统一环”结构的人文-地理印迹

作为具有历史与思想意义的认知景观,山水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元素,而在认识超越中原空间的更为广阔的中国疆域与生活在其间的中华民族及其发展历史的过程中,作为具有地理连续性与人文普遍性的边疆山水,则成为一种重要的、具有关联性的共享符号。藉此,可以进一步理解由边疆地区及其生活其间的各族民众所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环”结构,以及内部所呈现的人文-地理价值,从而进一步从边疆思想史的层面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韦政通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韦政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独到见解,认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存在孤立研究、主观偏误、牵强附会、墨守成规、复古意识浓厚、缺乏理性精神、时代意识不足等缺陷,其更新之道在于研究者应加强逻辑思维训练和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在中国传统思想基本脉络的宏观省察上,韦政通做出了孔子中心而老庄异质的思想定位,并将秦汉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分为制度化儒学时代、佛教时代、儒学复兴时代3个阶段。他还认为,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空前发展与重视客观认知的精神共同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论域,其历史担当意识和关注现实的精神对当前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杜国庠先生关于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研究

<正> 杜老国庠(守素)先生(1889——1961)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其中尤着力于先秦思想史的探讨。对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探索,尤见功力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第九章:《名辩》章是关于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精湛之作,具有甚高的学术价值。关于思想史的著作,从学术高度上,必须要求遵循恩格斯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辩证逻辑思想。要求能在历史的论述中,抓住历史的逻辑,能够从纷繁的历史材料     

对近代中国藏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我国近代藏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两个方面。微观研究即对藏书家个人藏书思想的研究;宏观研究即对区域藏书思想、对历时性藏书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一定的跨度,较为广阔。但由于受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近代藏书思想的研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通过对近代中国藏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将有助于总结既往、找到不足。     

党的指导思想的层次性与江泽民思想的历史定位

党的指导思想是有层次性的。从历史定位的角度看，从准确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考虑，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队段着眼，应提出并确立“邓小平江泽民理论思想”这一范畴，并以之作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和党在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江泽民理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发展和丰富升华；而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党史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邓小平理论范畴可以继续使用，并可以使用江泽民思想范畴。     

嘉道时期社会大转折的一面镜子——《魏源评传》撰写手记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在撰写《魏源评传》过程中的主要体会：一、把握时代思潮,找准传主的历史定位;二、从传主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发展中寻绎时代思想的变迁脉络,揭示传统文化内在思想活力;三、以人物为主线,评述结合,点面结合,展示传主思想发展的前后逻辑联系。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主题及其演进

体育救国是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主题;从严复、康有为到孙中山、黄兴,从陈独秀、鲁迅到徐一冰、张伯苓,无论是政治家、革命军、思想家,还是教育家、体育思想家,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大力予以宣扬、鼓动。体育救国思想在长达百年的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因历史时期不同,思想主体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体育救国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史的主题,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原因。     

主持人语:旧途辙,新思考

在国内学术界,思想史与哲学史研究应如何区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般的理解,思想史包罗较广,除了哲学思想,还包括政治伦理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大众思潮等等。但是我与本校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几位同行以及有时来中心开会的校外同行多次讨论此一问题,觉得思想史还不只是包罗广,更有操作意义的区分,乃是思想史研究较切近社会生活。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呈现为一种思想逻辑的展开过程,思想史的发展却总是混乱复杂的历史事变的一个组成部分。     

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西方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大体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两个层面,它们都重视思想和社会的关系,但前者以精英思想家和经典文本为主,强调社会或经济结构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而后者则重视普通民众一般的知识和心理,强调观念对社会的具体塑造作用。其实,思想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思想史介于哲学史和社会史之间,是相当理论化的社会观念史,中国思想史也概莫能外。所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应重视思想和社会的互动、重视社会思潮和具体思想家的互动。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路径探略——以墨子思想研究为例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有着清晰的时代特征。以墨子思想研究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理解。学人对墨子思想各具特识的诠释,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路径的历史考察表明,从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应该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党的指导思想的层次性与江泽民思想的历史定位

党的指导思想是有层次性的。从历史定位的角度看,从准确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考虑,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队段着眼,应提出并确立"邓小平江泽民理论思想"这一范畴,并以之作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和党在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历史新阶段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江泽民理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发展和丰富升华;而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党史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邓小平理论范畴可以继续使用,并可以使用江泽民思想范畴。     

中国传统民间住宅建筑研究——思路、方法、视角与途径

民居研究已经从建筑学本体扩展、延伸至与之相关的领域.在民居建筑的内涵和深度上,将民居与传统思想、文化、哲学、信仰、民族、社会、传播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中揭示出民居建筑中潜藏的人文基因和信息,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技术体系的另二种形式的历史.并且我们在进一步探究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之外,广泛深入到历史、经济、地理、民俗等领域与民居建筑的相互关系中,从而将历史的、社会住居体系放在传统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宏观体系中,把握民居建筑的整体,在多学科的辅助和支持中展开深入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结合?它具有怎样的理论指向?有研究者从文化思想的宏观视角,表达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却忽视了这一主张提出时的具体时空情境,以致偏离了二者结合的本质及特征。事实上,从性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的一项文化政策,其出发点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理论指向在新时代体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回应时代理论需求的结果。在与西方理论竞争中,中国文化相关理论的竞争力还不够强,也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因此,中国文化理论的供需矛盾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困境。这一困境引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文化理论的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文化发展政策,绘制中国文化发展蓝图,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理论创新方法,扎根中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     

"道生革命"的"期待视界"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近五年我国编辑史研究综述

近五年来,我国编辑史研究成果丰硕,既有从宏观角度对特定历史时期编辑学学科史、思想史所做的综合性研究,也有从微观角度对图书文献、编辑家、编辑学家的具体分析。学科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成就突出,代表作是《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²009)》和《中国编辑思想史》。文献类书研究涉及内容丰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编辑家研究,突破了名家范围,扩大了研究视域。编辑学家研究是近五年的亮点,它通过梳理相关人物的学术贡献,厘清了编辑学发展的脉络,凸显了编辑学研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