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地方实力派与西安事变

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时局转变的枢纽。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爆发的,是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义举。事变是张杨发动的,但一些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发动和解决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仅就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作一探讨。一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蒋介石历来执行吞并异己政策,因而地方实力派与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们为了求得生存,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联合起来,共同与蒋介石抗衡。同时,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具有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日寇占领了整个东北。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政策的结果。 1935年的“华北事变” 日本公然要把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制造第二个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关于西安事变中两个问题的学术争鸣

西安事变对于当时中国政局的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史学界基本已成定论。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发动事变时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和蒋介石是否会过面,会面时谈了些什么。自2000年以来,有的学者在研究新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观点,只有经过探讨、争鸣,我们才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与《西安半月记》的比较研究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虽是陈布雷撰写《西安半月记》的蓝本,但《西安事变日记》并不是蒋氏在事变期间的逐日所记,而是事后补写的。《西安事变日记》叙事简略,内容存在错乱和缺失,《西安半月记》增添了许多材料,内容丰富完整,弥补了《西安事变日记》的不足,虽然极力表现蒋氏"人格"和"正气",但不存在大量造假成分,其整体史料价值较高。《西安事变日记》记载了《西安半月记》有意回避的周恩来与蒋氏会面等情节,凸显出较高的史料价值。     

外国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真相的宣传报道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通过采访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并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介绍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雁门事变”及其相关问题论述

大业十一（615）年爆发的雁门事变是隋与突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厥与隋由和睦转向对抗的原因是其力量逐渐强大和隋炀帝治国策略的失误。事变得以解决的因素，从突厥方面来看，是因其骑兵不擅攻城，隋援军已逼近，季节将要变换，后勤补给又不充分。事变后隋因内外交因而灭亡，东突厥成为东亚霸主。     

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

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的大量出现,以及发表在<浙江新潮>上<非孝>一文引发的"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影响浙江思想界与报刊界的直接后果."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浙江新潮>则对新思想在浙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满洲评论》创刊前后——时事与文学的初衷

1931年8月15日,时事评论周刊《满洲评论》创刊号发行,主编橘朴、文学专栏编辑山口慎一。本文叙述了在华日本新闻人士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付诸的一系列活动,触及了《满洲评论》创刊与九一八事变的关联以及事变爆发前后该刊的舆论导向,侧重考察了《满洲评论》文学专栏中时事对文学的映射,还原了伪满洲国时期重要时事评论周刊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     

淞沪战役与中国抗日国防战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即为“抗日国防战略”,暗中准备抗日部署,1935年到1937年中国政府以我国的地域条件做基础,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决定以持久战赢得胜利,所以,中国之国防态势明确地按照国防战略计划确立为以武汉为中心经营长江流域国防设施,建立自西向东的梯次防御体系.“七·七”事变后,凇沪战场的开辟是国民政府以西南为抗战基地实施持久抗战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果上看,这一应战方略实现了国民政府的预期目标,与此前的战略思想是吻合的.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民族危机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息息相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流行话语的民族复兴思潮趋于深化、高涨;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换枢纽与重要标志。     

威廉·亨利·西沃德与“特伦特号”事件

“特伦特号”事件是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面对的一次重大外交危机.主持日常外交活动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说服林肯以及内阁成员接受了英国提出的释放南部同盟特使的要求,在和平解决“特伦特号”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联邦政府取得内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对英国的海上优势和先前制定的国际法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