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建安气象

文章辨析了“风骨”、“气象”等诗学范畴的涵义，认为：建安风骨不能标示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建安时代形成了足以与盛唐气象相对峙的建安气象；建安气象与盛唐气象之间有深层的内在联系     

“盛唐气象”的分解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和两大诗人密切相关,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盛唐气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以名士气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则是以儒生气象的形式表现的。同时,＂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山水田园诗中的隐士气象和边塞诗中的英雄气象。     

明丽青春的追求与迷惘──盛唐咏史诗述论

咏史诗是在唐代发展比较充分的一个诗歌体类。本文在全面研究唐代咏史诗的基础上，深入论析盛唐咏史诗，认为盛唐的政治文化为咏史诗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并作了具体的论析。盛唐咏史诗受时代精神的感召，热烈奔放，敢于直接表白内心的追求向往，即使接触到社会的黑暗面，抒发沉沦下僚命运的不平，也只是流露出淡淡的英雄失落的迷惘。在整体上体现了盛唐的宏伟气魄和雄厚力量．是“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张说诗歌的"兴象"特质

作为盛唐诗歌特质的"兴象",它所追求的是情景交融的诗境.或以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精神,并使两者有机交融;或融情入景,兴在象外,亦即追求韵味.而作为初盛唐过渡时期的诗人,张说有一部分诗歌已初步具备了盛唐诗歌的特质.他为诗歌由初唐过渡到盛唐,在创作实践上起了铺垫、导向的作用.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从唐诗看盛唐边塞气象

盛唐边塞诗歌是盛唐文学积极进取精神的承担者,它的繁荣在于边塞诗人的入边、游边和使边,其外敛的意识是儒家“兼济天下”胸怀的完美演绎。文章分析了盛唐边塞诗歌的特征:功名理想和爱国情怀;侠义精神与英雄情结;边塞风物与乐观情绪。     

论韦应物诗的盛唐情结

为探悉韦应物诗中所蕴涵的盛唐情结,运用分析、归纳等方法,通过对其诗歌中兼具的浪漫诗风、现实传统以及内敛、婉曲的表现方式的综合研究,认为经过从逃避到超越的人生涅磐,韦应物其人、其诗都成为盛唐气象不绝如缕的余响。     

论盛唐六言诗之“风趣”

六言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滥觞于先秦，发生于西汉，发展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在盛唐时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一些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等皆创作了六言诗，而他们笔下的六言诗篇大多呈现出“风趣”的艺术风貌，即风神俊逸、趣味非凡，这与盛唐的社会气象以及这一阶段六言诗自身特点密切相关。这一艺术风貌对宋代及以后的六言诗题材范围与表现手法有着深远影响。     

对盛唐的呼唤──再论“文章四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本文从声律、风骨、兴象三个方面，对活跃于初盛唐之交的“文章四友”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论述了他们对“盛唐气象”形成所作的贡献。四人近体诗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平仄调谐，粘附切合，已臻成熟境地．在审美内涵方面，已经突破了梁陈浮靡诗风，表现出明快跳荡、境界宏阔的风貌。应制之作大都气象高华、典丽精工，表现出对盛世的由衷赞颂。与齐梁应制诗言不由衷的阿谀异趣；边塞诗描写边塞风物，抒发建功立业豪情，立足现实而充满憧憬，偶有惆怅而仍明快，已见盛唐端倪。在诗歌意境──“兴象”创造方面，一些佳作高远的情感基调与和谐声律完美融合而形成“格高气畅”的诗境，更显盛唐风姿．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