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诗与宋初诗的关系

唐诗是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宋初的晚唐体、西昆体、白体均由唐而来,尤其是中晚唐对它的影响最大。宋初诗坛,一方面以继承为延续,一方面又以求变而自立,是宋诗风格形成的序幕;它虽然未充分显示宋诗的独特风格,但它不可能拒绝对历史的继承,也不可能没有新的发展。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由此完成了唐诗向宋诗的过渡。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谈宋诗的地位与流播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宋代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有着辉煌的成就。宋词以词体之冠独领风骚,宋诗则以其题材之广、说理透彻足可与唐诗相抗衡。本文探讨了长期以来宋诗被轻视的原因,比较了宋诗与宋词、宋诗与唐诗的异同,指出了宋诗在古代文学史中应占的重要地位。     

宋诗的白话倾向比较探源

宋诗存在着明显的白话倾向。虽然在先唐诗歌中就有白话的情形,但还不够普遍,尚未成为一种倾向。在唐诗中白话渐成趋势,王梵志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从外部比较作考察,汉语诗歌的白话倾向是世界文学尤其是梵语诗歌作用于中国文学的结果。佛经的翻译为一大媒介,宗教的发展促成了诗歌的白话倾向。从内部比较作考察,宋诗的白话倾向还具有深刻的内部原因,这就是道的兴盛,欧阳修道盛文至说为其理论表达。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晚清名臣曾国藩与张之洞诗学研究三题

曾国藩与张之洞为晚清诗坛中两位颇有声名的名臣显要,他俩有着相同的诗学好尚,宗宋而不废唐。曾国藩学诗取径杜、韩、苏、黄,并上溯汉魏六朝,特意编选《十八家诗钞》以示其诗学旨趣。张之洞标举"宋意入唐格",调适唐宋,将宋诗之议论、藻采与唐诗之情韵、骨力浑成统一,但对六朝文学深恶痛绝。两人对"宋诗运动"的形成均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两人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以其地位之显、影响之广、号召力之强而独标笤颖。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试析宋诗的书卷气

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诗论家对宋诗的评价历来不一。由于宋人狂热的读书风气、文化上的集大成意识,宋代诗歌表现出内容上高度文人化、创作上高度技巧化———尤其是大量用典的倾向,这使宋诗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具有区别于唐诗的独特气质和神韵。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浅议唐朝尚武之风向宋朝崇文之风转变的缘由

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在社会风气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唐时盛行的尚武之风至宋时已渐为崇文之风所取代,崇文精神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孕育这种风气转变的原因,除传统观点认为的宋初统治者为防范"陈桥兵变"再演和铲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隐患而采取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外,还应有科举仕进之风的盛行对武功进取风气的弱化;宋朝守内虚外政策实施的客观影响;程朱理学兴起的消极作用等原因。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论汉代特进

汉代特进是一种主要加于列侯的位阶,体现的是身份和道德,可以出任其它官职。部分列侯通过特进加入朝廷秩序。特进是汉代君臣权势格局调适的结果,反映了汉代官僚等级制的变化趋势。     

"成文"之思: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

汉代的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文"发表见解.唐山夫人的"孝道随世"说、班昭的"君子之思"说、和熹邓后的"圣人之情"说,分别回答了为何"成文"和"成文"何为的问题,成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之滥觞,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韵”范畴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清代文论对“韵”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0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

“文笔”说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如何就“文笔”说研究,阐发出六朝文学的嬗变大势及其所以如此之故,乃学者们研究的初衷所在。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笔”的义界,“文”、“笔”分目的历史、缘由,“文笔”说的理论意义与美学价值等方面展开的。学界对六朝“文笔”说的认识已渐趋全面。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人虎山月间--中岛敦及其《山月记》解读

中岛敦生平与创作有三个特点 ,其代表作《山月记》与中国唐代传奇小说《人虎传》比较 ,两者有六大不同点 ,主人公李征的形象有一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