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

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吏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论清初贰臣士人"两截人"的处境心态

两截人是清初贰臣处境与心态的典型写照。他们在明朝的前半截人生,大多具有较为完美的自我人格,持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改节仕清,对他们固有的道德观念是较大的挑战,他们因此而以改节为分界,形成了完美前半截与失节后半截的双重自我。部分贰臣试图抛弃原有的自我而开始新朝的人生,也有少部分一度失节的贰臣执著于挽留过去的自我。所以,入清以后,他们普遍在双重自我之间挣扎而无所依归,面对着自我评价大幅度降低,人格前后割裂的痛苦处境。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清醒的痛苦——贰臣吴梅村仕清政治心态剖析

吴梅村是明清交替时期贰臣士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明朝灭亡,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吴梅村选择了出仕清朝,成为被人谴责的贰臣。仕清后,他内心处于一种清醒的痛苦中,用后半生进行着深深的忏悔,这真切地反映了变革时期士人进行政治抉择前后复杂的内心世界。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

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大致有两类:来源于《庄子》、《楚辞》的,体现了潇洒出尘、散淡闲适的人生理想;来源于姜太公历史传说的,体现了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追求。二者交错发展,互为消长。研究渔父形象的演变,对于透视古代文人的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朝词客北朝臣——论金代初期仕金宋人的贰臣心态与人格特征

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青词文体与宋代文人心态

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常用文体,宋人别集中多见,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宋代文人青词具有诚心忏过特质,我们可以此观照其中体现出的种种宋代文人心态,如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自慰心态;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等。宋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青词还流露出作者心态的转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和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关注。研究文人青词有助于洞察古代文人的深层心理活动,把握其微妙心态。     

清初岭南遗民诗群的社会结构与群体心态

清初岭南遗民诗群是一个既具地域个性,又与江西遗民诗群、江浙诗群联系密切的创作群体。该诗群由本地遗民与少量外地籍遗民组成,核心人物是屈大均和陈恭尹,社会结构总体呈现出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的格局,社会活动范围分为隐居家园与游居他乡两类。该诗群在心态上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异常炽烈的民族情感与顽强不屈的救国精神,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对乡邦文化的热爱,避世心态与避祸心态的合一,传继天下道统、文化救国的坚定信念。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从唐代祭礼看唐代文人的心态变迁与文学选择

祭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大型祀典更是国家政治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文人借以显露才华、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有唐一代,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风气的不同,国家举行祭礼的目的和能力有很大差异,文人随之经历了以国家祭礼歌颂升平、到整饬政弊,最后信奉民间祠祀这样一个由豁达进取、用世务实,逐渐内向感伤迷茫的心态变化过程,相应地,有关祭祀文学勾勒出由赋颂铺排到议论政弊,再到抒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唐代祭礼的变迁折射了唐代文人心态与文体选择的变化.     

试论郑谷诗歌的末世文人心态及艺术表现

郑谷一生因亲历唐末战乱漂泊,其心态带有深切的衰飒之气和浓重的悲郁底色,发为末世“悲凉”之声也就成为郑谷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郑谷性格喜静爱闲,且能于末世中恪守独善之志,故其诗充满了对隐逸的向往以及在末世纷乱中省分知足、吟玩情性的生活意趣;郑谷日常以诗为业,他继承了贾岛、姚合的“苦吟”作派和“逃禅”习气,发为末世清幽孤寂之吟,其中也不乏僧禅韵味的自然流露。     

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

才子佳人文学以描写文人婚恋故事为主要内容 ,历史悠久 ,影响巨大。它在两性关系上所反映出的男弱女强的畸形格局 ,与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才子佳人文学作品入手 ,具体分析男弱女强的两性格局 ,从而剖析文人的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 ,探讨文人的这种心态对才子佳人文学的深层影响     

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文坛上,"七"体和"设论"是创作很兴盛的两类文体,但这两类文体的主题倾向却是相反的."七"体自西汉枚乘创立,到东汉时主题已经变为招隐;"设论"自西汉东方朔创立,到东汉时主题日趋遁世.这两类文体创作的兴盛,显示了东汉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这是由东汉国力的强盛和儒学的发达引起的.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