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汉官的疏离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选择了与清廷合作,成为所谓"贰臣"。这些贰臣无论位高权重,还是沉居下僚,都不同程度地对清廷怀有疏离的心态。造成清初贰臣这种心态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清初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二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三是清初贰臣的政治际遇。清初贰臣的这种疏离心态以南方贰臣为代表。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

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吏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论清初贰臣士人"两截人"的处境心态

两截人是清初贰臣处境与心态的典型写照。他们在明朝的前半截人生,大多具有较为完美的自我人格,持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改节仕清,对他们固有的道德观念是较大的挑战,他们因此而以改节为分界,形成了完美前半截与失节后半截的双重自我。部分贰臣试图抛弃原有的自我而开始新朝的人生,也有少部分一度失节的贰臣执著于挽留过去的自我。所以,入清以后,他们普遍在双重自我之间挣扎而无所依归,面对着自我评价大幅度降低,人格前后割裂的痛苦处境。     

忠臣义士仁人——清初张良意义阐释嬗变

张良在秦末汉初之际,募力士椎击秦始皇;后佐刘邦,运筹帷幄,降秦灭楚.明朝乱于农民军,亡于清兵入关.清初汉族知识分子中不同阶层围绕张良的意义,阐发了忠臣、义士、仁人的不同见解.下层求仕文人迎合政治,将张良定位为"为君父报仇"的忠臣孝子;在朝受恩官吏以张良顺应时势,康济天下为怀的义士仁人自喻;明遗民因复明无望,通权达变,张良则由兴复为急的忠臣转变为救民为重的仁人.这一文化现象的阐释,表达了清初汉族知识分子对待清朝统治的不同心态,揭示了清初不同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政权情感转化的演变轨迹.     

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在明清易代之际,身为南明弘光政权内阁大学士、位居次辅的王铎,因率众归降于清朝而成为后世数百年来人们讥议不已的贰臣。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政治环境中日益感到人生追求和政治信仰迷茫有着紧密联系,而清初政治上压制和利用明遗臣的特殊需要则最终将他作为牺牲品而置于"贰臣"境地。     

南朝词客北朝臣——论金代初期仕金宋人的贰臣心态与人格特征

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清初优礼衍圣公与祭孔仪式正当性

祭孔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统的仪式化表征,自西汉以来,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清初帝王对于孔门后裔衍圣公的优礼,祭孔仪式中衍圣公不可或缺的参与,使得清初作为外来政权的祭孔仪式具有了正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清初政权的道统形象。然而,清初政权对衍圣公优待的同时,又设法加以约束,其政治地位仅仅局限于对孔庙的奉祀与对家学的传承,特别是衍圣公向清初政权的主动靠拢,其实质表明作为道统象征的孔府是现实王权道统形象的陪衬。     

清初流人诗与东北地域文化的“疏”与“合”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是流放者的居所。时至清初,大批文人因为参与抗清、直谏、党争,或案狱牵连而被遣戍到此,其规模和影响力均堪称空前。这些流放文人在塞外援翰写心,吟咏不辍,东北的山川节物,风土人情成为他们诗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但同时也总会呈现出各种矛盾——畏惧与叹赏,苦闷与旷达,顽强坚韧与焦灼渴望,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疏"与"合",往往在诗中相伴并存。这种矛盾为清初流人诗平添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是流人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对"可口可乐化"命题的思考——欧洲"美国化"个案研究

"可口可乐化"是深感美国文化威胁的欧洲文人对"美国化"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反映了他们面对所谓"美国化"日趋加剧的形势下对如何维护本国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的忧虑.本文以法国和德国为例,考察了可口可乐在欧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喜欢的一种饮料的曲折过程,由此认为西欧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充其量只是增加了消费选择的多样性,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从父辈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     

现代文学中的道家文化传统管窥

20世纪初,西方各种精神价值纷至沓来,中国文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部分现代作家选择道家思想,试图通过追求自然人性来缓解文化理念与现实世界的紧张,以摆脱困境.这主要体现在孤标傲世的叛逆精神,崇尚"自然"的不懈追求,清高淡远的生命情调等三个方面.他们的努力和用心,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内涵与空间.     

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从内在精神上看,它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中晚期就有了明显的转型迹象;只是在清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随着西学东渐步伐在晚清的逐渐加大与文人启蒙意识的兴起,传统文人意识逐步消解,文人平民化思想日益形成;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晚清以"救亡图存"为主的近代话语背景下,迅速走上了由渐变到裂变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之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二律背反:对传统文化的判断——鲁迅与魏晋文士

当我将鲁迅和魏晋文人放在同一座标进行比较时,我的审美兴奋不仅源于他们都处于中国历史上思想极为解放的两个相似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他们在传统文化的判断上所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由于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是在时间跨度极为久远的两代人思想中发生,同时又由于二者都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现象看成是历史的某种共同性.这样,我们这个论题显示的功能层次便是多方面的,即: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悖论是怎样发生的?又发生在哪些方面?鲁迅是否认识到魏晋文人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悖论?如果认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