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诗歌异同论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以诗歌为代表,以“三曹”为核心。把握了“三曹”诗,便把握了建安文学,把握了我国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时代。本文拟就“三曹”诗作一比较,以就教于同行。 第一,从数量和题材上看。 曹操“身亲介胄,务在武功”,不过“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故其诗不多,流传至今者仅二十首;题材上也多限于政治、军事、民情等重大社会问题。建安诗人大量抒写的宴酣游乐诗、男女风情诗、寄赠应答诗、曹操绝少染指。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从民间乐府到文人乐府的华彩转身——论“三曹”诗歌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三曹”是中国诗坛上声名显赫的父子兵。他们以独具特色的乐府诗创作，引领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为中国五言诗歌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三曹”诗歌继承了汉代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经验，再经过改造、创新，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他们“缘事而发”却更见慷慨悲壮、刚健雄放；“感于哀乐”却更见情浓意切、细致深婉；言志讽时更重诗歌...     

从《陌上桑》到《美女篇》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文学由于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因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例子是很多的,汉乐府民歌对于建安诗歌的哺育尤为引人注目。两汉文人诗坛十分冷寂,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枯槁,形式平板,可读的作品寥寥可数。另一方面,来自街陌草野的乐府民歌却蓬蓬勃勃地发展着,虽然发生过哀帝“罢乐府”的事,也没有减弱其旺盛的生命力。乐府民歌给了文人诗坛越来越大的冲击。它始而引起文人的惊奇、赞叹,继而引起他们模写、学习的兴趣,最终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辛延年的《羽林郎》到宋子侯的《董娇饶》,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诗歌,这种影响的轨迹清晰可寻,而且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深刻。建安诗歌能够结束两汉四     

论辞赋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流

学术界普遍认为 ,到了建安时期 ,诗歌已经取代辞赋 ,成为文人创作所采用的主要文体。本文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建安文人对诗歌与辞赋的不同态度以及当时文学的创作实际三方面出发 ,对这一定论予以重新考察 ,认为建安诗歌的成就虽然超过辞赋 ,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亦非辞赋能及 ,但它还是无法动摇辞赋在建安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地位     

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经三国鼎立时期，直至“五马渡江”之后，仍微波尚传。它上承西汉，下开盛唐，独领风骚数十年。也正因为它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人诗坛的沉寂，开辟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时代，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东汉末年文坛的领袖，他统治整个建安文坛，开创了一代诗风、文风，组织、保护了一代文人，给后世的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位帝王作家，他的功绩是卓著的。一、曹操对改变汉代文…     

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

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李中华在魏晋时期的文学舞台上，相继出现了建安三曹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二十四友文人集团。这些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消亡都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及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定时代的文化不仅陶铸了...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人结集风气盛行,歌辞集、存于文人总集别集中的辑录歌辞等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音乐意义之外的诗性特质开始受到重视,歌辞离开音乐而独立生存于社会的价值得到认可。文本传播作为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外的新生之物,所带来的文人歌辞从音乐意义向歌辞诗性意义的转移尤其引人注目,于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生存方式、诗歌创作观念等方面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蜀道意象的文化解读——以李白的《蜀道难》为例

摘要：蜀道自古以来就以山势险峻、羊肠一线、壁立千仞、飞栈连云著称。在古今文人笔下，蜀道的艰险高危被敷衍得淋漓尽致，“蜀道”也就常成为历代墨客骚人笔下道路难行、仕途险仄的代名词。中国古典诗歌从屈原确立了楚辞“比物类志为之颂”的比兴体系及“发愤以抒情”的文学传统之后，文人托物寄情、借物言志的传统就一直传承下来，文人笔下的“...     

建安气象

文章辨析了“风骨”、“气象”等诗学范畴的涵义，认为：建安风骨不能标示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建安时代形成了足以与盛唐气象相对峙的建安气象；建安气象与盛唐气象之间有深层的内在联系     

建安诗歌的生命主题

建安文人不仅因乱世的遭遇复苏了对大生命的关怀,而且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生命短暂而产生了强烈的终极关怀情绪。将社会责任感即济世弘道的志愿与建功立业、永垂不朽之理想结合在一起。其生命主题在诗歌中有很广泛的表现。一、崇尚儒家“三不朽”的生命价值观对生命的物质性有清醒认识的建安文人,不可能将他们的终极关怀建立在神仙长生或死后灵魂永生之类的非理性生命观念之上,他们真正的对生命关怀是建立在伦理生命观上,是它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归依。这使他们的时代成为注重行动,奋发有为的时代,建安文人将儒家…     

左思风力琐议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独具异帜,卓然不群,他的诗作,辞情兼胜,肉骨皆雋,气象雄辉而神韵悠远,钟嵘《诗品》列思于上品,①世有“左思风力”之称。这“风力”就是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劲挺矫健的笔法,深邃高远的意境,批评现实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左思风力”代表了西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左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正始以来文学技巧的创新,它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强烈地反映了西晋的时代风貌。一公元190至589年,即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我国虽然长期处于纷争局面之中,可是建安至太康时期仍出现了一个继乐府之后的文人诗歌高潮,诗人相望而出,打破了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东汉之末的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这时期的三曹七子与蔡琰等作家都饱经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悲心思秋 文以铭志——曹植诗歌发扬外露的原因初探

曹植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为后世文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他虽身世显赫,却在人生之路上历经坎坷。本文试图从建安文风、曹植的遭遇、思想个性以及民歌影响等方面分析曹植诗歌发扬外露的原因。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拓跋鲜卑诗歌源流述略

拓跋鲜卑诗歌的起源为史诗。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延续“乐操土风”的传统流行“歌”“歌谣”,表达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北魏孝文帝改革,定“国语”“正音”,拓跋鲜卑朝堂上由歌而“诗”,其诗体先是结合楚骚体、柏梁体,又创制出“三、五”句式新体。北魏乐府汲取与整合各地、各民族乐歌,从而生成《木兰诗》。拓跋鲜卑诗歌,走过了坚持民族传统、学习、创造、整合、融合之路,为北朝诗歌“词义贞刚”奠定了基础。     

阿诺德：文化精英主义者抑或有机知识分子？

阿诺德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及文化精英主义者，其《多佛海滩》为代表的传世佳作，通过诗歌即“人生批评”的理论奠定了英国文学批评的基础，而且更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毕生致力于改造由心胸狭隘、不具亲和力、不具吸引力的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换言之，传播与丰富“世界上的最佳思想与言论”的，并非是作为传统文人的阿诺德，而是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阿诺德。     

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

建安时代 ,文学开始摆脱名教的束缚而转向抒情言志的风骚传统 ,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成为建安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诗赋欲丽”成为这一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建安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三曹七子 ,在赋学批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曹丕、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