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类型——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始于唐代书院(通常也称“精舍”或“精庐”)制度形成于宋代,但书院的名称早在唐代就有了。唐代的书院主要是校书、藏书的机构。《唐六典》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待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唐代除官方设置的书院外,民间私人创建的书院也为数甚多。从《全唐诗》的诗题中见到的,有“费君书院”(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卷三三三)等十一所。见于地方志的有十七所,其中有建置时间可考的,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在     

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考述

常德市城区内自古就有招屈亭、三闾港、屈原巷，德山之麓是屈原“朝发枉渚”之处，太阳山是屈原参与民间祭祀太阳神并构思《东君》等作品的地方，平山、高吾山则是屈原的游憩之所。可见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丰富，遗迹集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合理整合屈原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常德城市文化建设的又一品牌。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刘海峰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形式独特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关于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书院是反对科举或不重视科举的。１９３１年陈东原在《学风》第１卷第９期所刊《书院史略》中提出“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１９３７年...     

书院藏书考略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的集贤书院和丽正书院。然而，当时的书院，乃是国家藏书与修书的地方，正如袁牧在《随圆随笔》卷十四中所言：“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而后，一些讲学育士的场所也开始以“书院”命名。如：“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二）．据考，唐代其他各地尚有此类书院约二十余座。这些场所之所以也称之谓“书院”，究其原因，盖皆有藏书故也．所以，书院虽为一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古代一重要的藏书机构。本文…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鲁南风味早点糁汤

糁，在文字上讲是用肉做成的汤羹。我查过字典，字典里不发这个音，但在鲁南地区都读作这个音。它的历史悠久，（《说苑·杂言》中就有“七日不食，黎羹不糁”的记载。《礼记．内则》称：“糁，取牛、羊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这里所说的“糁”，颇类今糁。     

《唐对回纥“赐币十二车”证误》实误

《唐对回纥“赐币十二车”证误》实误许廷桂《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唐对回纥“赐币十二车”证误》一文称：《新唐书·回鹘传下》“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萨特勒立，造使者册为爱登里汩没蜜施合毗伽昭礼可汗，赐币十二车”一段记载，“显然是唐对回纥赐给...     

陆九渊与书院教育

陆九渊是我国南宋有名的书院教育家和哲学家,与朱熹齐名,世称“朱陆之学”。后来,人们又把他和继承他的心学思想的明代学者王阳明合称为“陆王学派”。这个学派与“程朱学派”相颉颃,在我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重他的哲学思想研究,而对他的书院教育思想则研究得不够,直至近年来才有所改观。近著《中国教育通史》和《中国教育家评传》有了他的专节及专章。为了总结古代教育思想和经验,表彰陆氏办书院的业绩,根据《象山先生全集》(《陆     

中国书院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

一 书院的起源与成型 唐代初期,书院产生于民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之所。据雍正《陕西通志》卷27载:“瀛洲书院在(蓝田)县治南,唐学士李元通建。明弘治时知县任文献重修。”查嘉庆《清一统志》卷233及光绪《蓝田县志》卷14,唐高祖时,李元通拜定州总管,与刘黑洇作战,兵败被俘,长叹:“大丈夫抚方面而不能保所守,尚何惕息耶！”乃溃肠死节。按刘黑洇为隋末农民起义首领,唐武德四年(621)反唐,称汉东王,两年后兵败被杀。故瀛洲书院当创建于武德六年(623)之前。又明嘉靖《青州府志》卷9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闾左,于此阅司马兵法。”李靖(571-649),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精通兵法,曾任隋马邑郡丞。归唐后,随高祖、太宗南征北战,为大唐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李世民赏识,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时称“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贞观二十三年(649),卒于家,谥号景武。其事迹新旧《唐书》均有记载。书院既为李氏读书或研治兵法之所,其创建时间就无论如何不会晚于649年。     

谈“泽中有火”

一、“泽中有火”是我国发现油气的记载吗 《易经·革卦·象传》中曾写道:“象曰:泽中有火,革。”科学史研究者目前对《易经》中“泽中有火”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它是我国发现油气的最早记载;一种则认为它与油气完全无关。 认为“泽中有火”是我国发现油气最早记载的,可以申力生主编的《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第一卷为代表。该书写道:“《周易》上的“泽中有火”,是现已发现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天然气燃烧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一记载表明,在我国,早在公元前11     

明清白鹿洞书院史料续辑

白鹿洞书院号称“天下书院之首”,不断搜集书院的各种史料,是书院研究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文章辑录未被古代各种《白鹿洞书院志》和现代《新纂白鹿洞书院志》收入的史料若干则,反映了明代史褒善、王栋、于孔兼、袁懋贞等人及清代蔡士英等人在白鹿洞书院的活动情况。     

鱼玄机考略

《唐都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的一篇文章中“鱼玄机并非死于温璋之手”的结论有失轻率，它所考之事的根据是两条错误的记载。作者根据史料考证，认为《北梦琐言》上“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的记载是可信的，此外，还对鱼玄机的另一些行踪事迹作了考证。     

略论藏书家毛晋

略论藏书家毛晋孟庆兰中国的藏书事业源远流长。无论是皇家、私家、寺观、书院等都很注重对典籍图书的收藏。在《史记》卷６３《老子韩非子传》中记载有“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也说明周代即有藏书室，并有专人负责。而老子可以说是有史可稽的我国第一个藏书家...     

《王氏画苑》的两种明刻本

一、北大所藏的《王氏画苑》《王氏画苑》,明王世贞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的两种明刻本。一种为王元贞(字孟起)刻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与《王氏书苑》合刻,詹景凤补益)。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匡高19.4厘米,广13.7厘米。目录标题后第二、三行下题:“皇明朱衣姚汝循同校”。卷十末有“万历庚寅岁夏五月王氏淮南书院重刊”一行。淮南书院是王元贞的金陵家塾。知此本乃王元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重刻于金陵。《画苑》与《书苑》前有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和《古法书苑小序》,述及刻书     

东佳书堂小考

东佳书堂是江州义门陈氏的家族教育机构,一般认为它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具有教育教学属性的书院。但它建于何时、始于何人,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通过对唐大顺元年陈崇订立的《义门家法》和宋初徐锴撰写的《陈氏书堂记》的分析,再加上其他佐证,说明了东佳书堂在唐末还只是陈崇的规划和蓝图,将这一设想和愿景变为现实,则是五代时期的陈衮。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中国古代书院于焉发轫。     

略谈东吴大学建校经过

旧中国的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它的早期校史,在一些文章、专著与辞书里,均有涉及或介绍。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说:“七十年代传教士开设的学校有,监理会于一八七○年在苏州的存养书院”;又说:“一八八一年林乐知在上海开办的中西书院,后来形成了东吴大学”;还说:“苏州东吴大学,一九○一年建校,由苏州博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苏州中西书院等合并组成,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开办”。《辞海》三卷本上册说:“东吴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在旧中国办的大学。校址在苏州、上海两地。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美国监理公会设中西书院于上海,一八九七年又设中西书院于苏州。一九○一年合为东吴大学”。滕亚屏同志在《旧中国的教会大学》一文中说:“一八九七年,美国监理会设中西书院于苏州,一九○一年改为东吴大学”。那末,苏州东吴大学的建校经过如何?苏州存     

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规模考

白鹿洞书院始于北宋初年,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之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或“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正如毛德琦的《白鹿书院志》所说:白鹿洞于“宋初置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名天下。”但北宋白鹿洞书院的真实规模如何,很值得作一翻考察。本文拟就其学徒人数、办学时间作一些探讨。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学徒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王应麟在《玉海》中引周述言,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也说:白鹿洞书院“学徒数千百人”。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教育史书籍,大多因循这种说法。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文学史》更直截了当地讲:宋初白鹿洞书院有学徒“数千人”。可是据《文献通考·职官考》、《同治南康府志》、《同治星子县志》、毛德琦《白鹿书院志》、     

考论梁松在历史上对常德地方的贡献

东汉梁松在马援征“五溪蛮”后 ,奉光武之命来武陵善后。他选定今常德城区修建新的武陵郡城 ,实为常德城建之父 ,使常德成为沅澧的政治、经济中心 ;新设沅南县于今桃源西南部 ,以控扼“五溪”咽喉 ,护卫常德人民居住区的安全 ;在“五溪”地区调整民族政策 ,缓和武陵郡内的民族关系 ,从而给常德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

从流失日本的《湖南省例成案》中发现载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湖南省政当局三司道颁发的《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将其与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所载陈氏《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比对、分析,可以认定该条规的法律地位高于陈文,具备政府行政法规之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而且,《培远堂偶存稿》所载陈文系陈氏后人在整理文集时从《湖南省例成案》中录入并作了一定的文字处理,故该条规的文献学价值亦高于陈文。从内容上看,该条规非常完备周详,应就是以往缺失的道光《城南书院条规》之前“已属周备”的书院条规,从而填补了岳麓、城南两书院专志记载中的缺失或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一是从规制上厘清了岳麓、城南两书院之关系与定位;二是反映了官方对两书院控制的强化和两书院的官学性质;三是突出了两书院尤其是岳麓书院的办学特色;四是于两书院的收入、使用有比较可靠完整的记载;五是于两书院师生员工之员额编制及待遇亦有比较详细可靠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