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三化”让社区工作“活”起来

社会管理是一个“老课题”,但创新社会管理是一张“新试卷”。面对社会管理的新问题,合肥市经开区坚持以人为本,全力打追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全程化服务的“一本三化”社会管理新模式,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增加了和谐因素,提高了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本文试图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 ,说明中国“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 ,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 ,“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分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性的不对等 ,“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也受到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需进一步研究     

“老底子”＋“新思维”试水民意“直通车”

在改革处于攻坚期深水区的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本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长远目标,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在多年来群防群治经验的积累沉淀下,以“枫桥经验”为借鉴,结合本地特色,     

“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现状评价——基于SE-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两型社会”建设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以我国30个区为研究对象,运用SE—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评价各省份“两型社会”建设状况,并对“两型社会”建设过程的动态演化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尚处于较低层次;区域间“两型社会”建设状况呈现明显差异;金融危机对我国“两型社会”的建设形成了干扰。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三合一”领跑“助老行动”

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创新,上海市崇明县东平镇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开启“助老服务新模式”。2016年初,该项目被评为崇明县第二届十大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东平爱心服务社”是该镇的一个社会组织,2014年,他们运用招投标的方式,中标由市福利彩票基金提供资助的“公益助老服务项目”。     

“城归”群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三维解析

“城归”是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逆向流动的概述,在城乡各种要素博弈和主体社会理性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城归”群体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从生成维度而言,“城归”群体归位既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又有产生推拉力的现实逻辑;从价值维度而言,这一群体的到位对于提升人才、产业、乡风和治理等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方面作用凸显;从实践维度而言,有必要通过政策设计和宣传引导、完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强化创业就业教育和培训以建立长效引导机制,让“城归”群体“回得来”“留得下”“干得好”,真正补位乡村振兴。     

“典型社会”个案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概念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典范,开启了对“典型社会”的个案研究。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以浓缩的形式凝结在商品之中,马克思正是从商品的二重性这一独特视角来剖析“典型社会”,提出了人“在社会之外”才是人的论断,从而赋予了“社会”以独特的历史规定性,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历史性存在境遇。     

写实主义的“问题剧”与“社会剧”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问题剧”以易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剧”,使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     

“阿注”、“阿夏”的走婚

纳西族婚俗，由纳西女人撑起了泸沽湖上的一方天。作为纳西族的一个分支，摩梭人至今保留着走婚制和母系氏族遗风，被民俗学家喻为“人类社会家庭婚姻发展史的活化石”。在这方与世隔绝的桃源之地，男不娶、女不嫁。男子夜间到心爱的女子家谈情、留宿，这便是“走婚”。所生的孩子归女方，父亲没有义务抚养孩子，而抚养的是自己的外甥，他的孩子则又由女方家的舅舅抚养。     

“分配不公”的社会学解读

当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 ,有使社会向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方向退化的趋势。针对“分配不公”产生的原因 ,必须从政治理念、制度重建、政策调整、文化重建等多方面入手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论企业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本文对人格化了的企业和自然人进行比较分析 ,提出企业具有的自身价值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和与之相对应的企业“经济人”、“社会人”角色 ,指出了现代企业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必要性 ,并指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若干途径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常是指由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与社会形态。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以“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     

关于山城“棒棒军”生存境况的调查报告

山城“棒棒军”是重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经济社会现象,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随处都有“棒棒”的身影.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个案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方法,以重庆市沙坪坝、渝中、渝北、江北四区抽取的400名“棒棒”为样本,主要围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位边缘化和凝固化几个变量,从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生活境况、工作情况、社会支持状况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定量的描述和分析,整体展现山城“棒棒军”当前的生存境况:即“棒棒军”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呈现双重匮乏的状态,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边缘化,而且呈现出凝固化的倾向——山城“棒棒军”难以实现有效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浅析“社会性别意识”观与“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男女平等的基本点就是要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尊严、价值、权利、机会和责任上的平等。用“社会性别意识”观分析“男女平等”问题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男女平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男女平等”激发了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意识 ,但因政策、法规和社会行为的滞后性 ,而导致了男女平等问题上的“性别亏损”问题 (女性发展滞后于男性 )。“社会性别意识”观要求将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 ,为解决”性别亏损”问题提供了前提保障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道路人类学视角下“慢火车”与“复兴号”在凉山彝区的互惠共生

“加速社会”的发展加剧了时间压缩、空间消弭，对较少接触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慢节奏社会空间造成强烈冲击，结合新时代“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遍布全国的新态势，拉开“复兴号”的发展序幕，延续普速“慢火车”的历史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当下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项关键工作。5633/5634 次“慢火车”在凉山彝族地区运行52年的经验实践，全面呈现了在极具“断裂”意味的现代社会和快捷的高铁动车时代，“慢火车”与“复兴号”同国家、社会、农民、市场和技术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实践助力边远地方社会取得“快发展”。借助国际“路学”、道路人类学、民族地区“走廊”与“通道”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探讨“慢火车”与当地彝族老乡互嵌式的互惠共生关系，明晰“慢火车”在彝区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价值，反思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地方的发展变革也能从自己的节奏中走出“快发展”的步调。     

晚清赣南社会“边缘化”述论——土地革命前赣南社会状况分析

晚清赣南社会有三方面显著特征:一是社会风气败坏,盗赌之风甚炽；二是秘密社会猖獗,大量民众加入其中,形成“会匪”和“匪会”；三是一些地方宗族举族为匪.赣南社会也因此而呈现“边缘化”特征.所谓“边缘化”指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赣南区域社会内部的“边缘化”,即边界地区出现社会风气败坏、秘密社会猖獗、匪情严重等现象；其二是赣南社会在经过清中期的相对安定局面后又沦为朝廷的“边缘”,成了“化外”之区.晚清赣南的这种社会状况一直到民国也没有改变,赣南仍然匪情非常严重.这样的社会状况,当然是统治者眼中的“边缘”之地,但也是孕育革命的最好温床.     

从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视角解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社会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过程。“个人本位”是对“社会本位”的超越，但“个体本位”并不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和目标，必然会被新的形态所替代。克服“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两种片面倾向，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对主观认识不断改变与提高的要求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