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谦益和“东林”的关系

论钱谦益和“东林”的关系［韩国］姜正万一研究目的钱谦益在明代生活６０年，和东林党局纠合一起，休戚相关。他是东林党的重要成员，学术思想也和东林学派有渊源关系。东林学派和东林党，前者是学术团体，后者为政洽派别，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政治上，东林学派与...     

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虽然在外延(人员构成)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性,但从其内涵来看,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晚明政坛上以顾宪成、李三才、叶向高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政治势力;而东林学派则是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晚明一个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学术团体,他们以程朱理学为归趋,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和纠弹。东林党和东林学派都是实存的,这是由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性所决定的。     

"'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

樊树志先生在其论著中提出了“东林非党论”的观点,李庆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东林党”最先的确是政敌对东林人士的诬称,东林人士并没有组党的意识,称之为“党”或“政治性团体”均不恰当。东林书院在实质上是学术性团体,但并不排除议论政治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其具体含义似不应用现代观念去界定。     

明末徽州大狱与党争

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搜刮民财,打压社会清流,制造了不少冤狱,仅与徽州人士有关的就有"黄山大狱""汪文言封疆通贿之狱""吴怀贤圈点杨涟疏之狱"。这三件冤案,虽形式不同,但都涉及东林人士,本质上属于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东林非党论

东林书院是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以阐明理学为宗旨的学校,在万历辛亥京察中,被一些官僚诬为“东林党”。东林究竟是不是“党”?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课题。天启时期,魏忠贤的亲信卢承钦、王绍徽等人编了《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以具体名单的形式把所谓“东林党”实体化、组织化,作为打击异己势力的一个口实。后世学者不加考辨地接受了这种指称,流传至今。本文从几个方面阐明东林非党这一论点,以期引起争鸣。     

系统整合与东林党争的必然性

东林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士人群体，他们参与了明朝晚期的党派斗争，结果一败涂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只是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东林党争的原由归之为历史局限或阶级性等等。本文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东林党争的“必然性”，首先分析了东林党人的政治意识，认为他们的结党意识极鲜明，这是他们参与党争的主观因素；然后本文又借鉴了系统整合理论和精英政治理论，分析了东林党人的政治定位，指出决定他们的历史宿命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同时这且是他们全部政治选择的必然结局。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浙东学术史序

我们祖国,地域辽阔,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地域为限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学术文化和众多的学术流派,这在古代交通不便等许多特殊情况下,往往如此.宋代以来各地书院林立,讲学风气大盛,从而形成众多学派,尤其是江浙一带,在宋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不仅人才辈出,各地藏书亦为全国之冠.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浙江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文化荟萃之邦”.浙东地区此时出现了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傅良、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等.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下,经元明至清,在浙东遂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这个学派,对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全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有     

论东林讲学议政与明末经世致用之学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针对明末的政治黑暗和学术空疏,讲学议政、急当世之务,提倡学以致用。东林学派开创的经世致用学风,对整个十七世纪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浙东经、史“家学”

明清浙东经、史“家学”董建和，陈培敏自古以来，浙东宁、绍为政治灵敏、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学术思想活跃之地。明清之际逐渐形成了以经史为中心、具有鲜明思想特征的浙东学派。这—学派植根于黄氏、万氏、邵氏、章氏等“家学”之上。几代人在这块世代相传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哲学分析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新的时代特征的全新、科学和准确的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矛盾论基础和历史观基础。作为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本质和哲学依据提供了重要的认知性引导、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智慧支撑。     

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崔琰之死与毛之废

建安年间曹操集团中，崔琰、毛是主典选举的最重要人物。毛、崔琰是以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入选曹；两人掌典选举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崔琰之死、毛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结局的不同。     

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

东林人士作为明后期的地域人文集团,自然不尽君子,但毕竟多君子,异乎东林者不尽小人,但毕竟多小人。东林的人品风骨,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及阉党人物。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前期和后期分开,群体与个别分开。东林人士以关心世道、关心百姓、关心国家和地方利益的态度,在吃准发展江南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殚思竭虑,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经济主张;他们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方案的口头提倡上,而是身体力行,抵制宦官税使的百般掠夺,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负担,实施赋役改革,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孜孜谋求国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和维持江南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观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观尹允镇近来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固然这是一件好事。比较文学发展到如今坎坎坷坷，多次危机。但每到危机就产生某种理论、方法或学派，使之“死而复生”，真可谓“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综观比较文学的历史...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至。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     

崔琰之死与毛玠之废

建安年间曹操集团中,崔琰、毛玠是主典选举的最重要人物。毛玠、崔琰是以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进入选曹;两人掌典选举时志趣相投,配合默契,但具体职责“分工”不同,曹操分别用其所长,使自己的治国方针通过选举环节得以实现;崔琰之死、毛玠之废起因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各有因由,两人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结局的不同。     

西汉西晋开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政治人格之比较

西汉开国集团代表人物的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特征,这是因为西汉开国君臣多出身平民.其政治人格平民化的意义在于：政权立国甚“正”,社会认同性高,自建立之初便具备了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这使得国家经过数代君主努力之后,便出现了盛世,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开国名君名臣成为中国后世的榜样.西晋开国集团代表人物的政治人格具有明显的卑劣化特征,这是因为西晋开国君臣多出身于政治道德低下的新旧贵族,立国不正,社会认同性低,自建立之初便缺少高度的合法性基础.其政治人格卑劣化的恶果在于：一是政权认同性不高;二是缺少开国气象,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使得西晋政权从国家根基上缺少了巩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