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三者一体，相辅相成，有效地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在都市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都市，乡里管理在国家政权统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唐代富民阶层的崛起与乡村控制的变迁

唐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等级制向贫富分层转化,并产生了一批富民。富民阶层的崛起既是唐代制度变革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新制度的产生。我国古代乡里组织的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即是富民阶层兴起后乡村控制变迁的一种调适。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秦汉文献中的"聚"或"聚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聚落"。汉代城邑是在三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城邑基础上修缮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约二分之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代聚落形态自商周以来就是城邑与"聚落"的共生并存,在秦汉强化乡里体制过程中,散在性的聚落以自然状态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秦汉帝国对城乡社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有形的城郭实现的,在"大一统"专制体制下,国家不仅借助乡里组织和法律的严防牢笼社会成员,而且通过道德"城郭"控制人们的心理。宫崎市定用古代邑国与汉代乡聚亭地望上的重合论证汉代的乡聚亭都筑有城郭,进而得出中国上古经历过"都市国家"发展阶段的结论不能成立。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应对WTO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从“异态”到“常态”——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与乡村社会

清代巴县团练是伴随着白莲教起义,由官方督导在城乡社会兴起的以军事防御目的为主的基层组织。它并没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平定而停办,而是从战时防范自卫的"异态"组织,转变为平时基层管理的"常态"组织,活跃于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正源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乡里关系的特点和乡民的主观意愿,展现了我国自古有之的"相保相受"、"相及相共"的乡里风貌。     

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

明末清初的江南地方政府除了要应付外来的战乱波及外,需着重处理的是内部萌生的变乱.明清时期发生于江南地区的这种变乱,规模较大的即以盗匪为主.本文选取江南一个普通县级政区嘉善县为论述中心,对当时乡里社会抵御盗贼等变乱和控制地方的功能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已渗入至乡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管理空间上与地方的自治领域除有共同的交接外,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分离.但即使在王朝更替之际,国家仍未全部丧失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本文还提出了一个政区控制薄弱地带的命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地理环境和政区边界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     

先秦什伍乡里制度试探

先秦什伍乡里制度试探臧知非苏州大学历史系什伍乡里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渊源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形成于战国，确立于秦。系统研究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有助于认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结构变动的本质。本文拟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对先秦时代的什伍乡里...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在宋朝乡村社会中 ,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 ,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和房长 ,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形势户、士人和一些僧道 ,构成宋朝的乡村精英 ,并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枢纽 ,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土众民之间的“权力空隙”。这一社会群体在两宋时期的社会控制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既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努力 ,又显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强化 ,而所有这些都对赵宋王朝的长期延续和社会发展影响极大。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反映出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方面的内容,多为传世文献所失载。从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范围看,主要有人口、商业秩序和公共事务等几个方面。从调控的手段看,利用以户籍为核心的簿籍制度对人口和财产等的管理,使用爵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以及运用乡里和亲族连坐等法律条文是其主要方式。此外,对基层官吏的保护和整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道德教育与汉代乡治

汉代思想家无不把乡里道德教育看作是治国之大务 ,当时乡里道德教育主要有乡官表率、乡里教育和彰表楷模三种途径。道德教育对造就淳厚民风和加强乡里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保甲制度与宗族势力的调适与冲突——以民国时期的广东地区为例

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晚清与民国政府都曾积极利用宗族力量来维持其在乡村社会的统治,但强宗大族也会对国家的乡里政策起到滞碍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政权积弱的时候。民国时期,宗族势力与国家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之纠葛尤为明显,二者相互影响、相与为用。本文以广东为例,谈谈二者的调适与冲突,并反思民国以降中国乡村治理的劣化倾向。     

基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国有资本安全管理体系框架构建及实证研究

从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角度来看,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在加强国家出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发挥非常重要作用.本文从内部控制视角提出了构建基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国有资本安全管理体系的原则和思路,并构建了以组织架构、控制机制和控制流程为核心要素的国有资本安全管理体系基本框架.认为国有资本安全管理需要借助于财务信息化平台,以组织架构为基础,以控制流程为核心,以控制机制为保障,辅之以企业文化、风险意识和危机处理机制,能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本文对国有资本安全管理组织架构、管理机制、管理控制流程,进行了科学的设计,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国有资本安全管理提供思路和策略.     

论汉代的乡规里约

汉代中央集权延伸至基层的触须是“乡里”,乡规里约作为其意识形态,反映了汉代基层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一系列权力运作。从乡约的内容、来源、作用三个方面探讨与此有关的社会变迁,是剖析解读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另一路径,也是对汉代人文环境认识的深化。     

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

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的控制管理单元,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在本质上都是居住单元:闾是较大聚落(国、都)内部有规划地分划而成的居住区,里则用以指称四周有垣墙围绕、附带有田地的聚落,邑系围垣聚落的通称。族的本义是聚合起来的人群,一族或包括若干闾、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国、野二元体制与以聚落或居住区为基础编排城乡居民,乃是《周礼》乡里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时期乡里控制制度的根本;而以聚落或居住区分划为基础的里、邑、闾,以及包括若干聚落的地域性联合,乃是西周时期社会控制的真实形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聚落或居住单位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乃是古代早期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的基础,而血缘关系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文化表达。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     

论战国农民之特质——战国与两汉农民的比较研究

战国时代既是一个转折时期,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农民较之两汉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在土地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的不同,可以归纳为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公有性.战国时代,伴随着郡县乡里制度的建立,国家也取得了境内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面向全体国家编户齐民的“授田制”.农民所耕种土地的国有以及农民生产与生活的集体性内容,都是战国农民公有性的体现.二是均平性.授田制下,农民使用着面积大致相同的土地,极少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也不如后世之剧烈.三是强制性.战国时代的农民实际上是国家依附民,没有经济的自主与政治的自立,他们的一切都在乡里组织的管理之下.上述特征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