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红楼梦》精神的“守夜”者——周汝昌先生学术述评

周汝昌先生是脂砚斋之后200余年红学史上唯一一位将一生精力与才华都献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术大家.先生不仅在《红楼梦》作者家世考证、版本真伪考辨、文本内蕴阐发乃至红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红楼文化传播等方面,作出全方位开拓性巨大贡献,诗词、书法、戏曲、音律等中国传统学人所应熟悉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亦均可独标一世.先生坚守中华本土文化之学术立场,融会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之治学方法,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之为学态度,更是值得后人珍视的学术遗产.     

文坛名探 发幽揭谜——谈苏雪林的古典文学研究

苏雪林先生集学者、教授、作家于一身,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对古典文学研究更是钟爱有加,成果颇丰.其治学喜探新路线,常发人之所未尝发,得人之所不能得,有"文坛名探"之誉.其古典文学研究注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结合、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学术感悟与考证相结合、经史子集互证互通,这些都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借鉴和启示.     

无端说梦向痴人——钱钟书谈《红楼梦》

钱鍾书不专治红学,却特别喜欢谈论《红楼梦》.在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他经常以比较随意的方式,发表对《红楼梦》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他对这部小说的偏爱.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对红学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他的观点虽然不成系统,却谈言微中,能够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在有关《红楼梦》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思考,决不随声附和,表现出一位纯净学者的崇高风范.这篇文章,是作者过去一篇主题相近的论文的补充.它可以为红学界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位著名学者和作家的理解.钱鍾书先生去世未久,本文兼有哀悼与纪念之意.     

俞平伯先生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

俞平伯先生晚年研究红学的主要观点徐家昌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主要观点俞平伯先生是我的亲娘舅。在我的幼年，向我传授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俞先生从不坚持己见。在《读词偶得》上，他反对胡适对李煌“浪淘沙”中“独自莫凭栏”的解释。但三十年后，他在《唐宋词...     

略谈吴世昌先生的红学贡献

吴世昌（1908-1986）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学者，特别是他的红学成就，尤为世人瞩目。今草短文，以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因此，自20世纪以来，人们就不断地把她推向世界，同时又以“世界的眼光”审视她的深邃与美妙，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为此而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中，     

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

沈从文先生的学者之路经历了曲折多姿的过程。他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体制化学术训练,却通过自我摸索探寻到研治国学的正途:受近代以来古史研究学术新风影响,他自少年起就领悟了地下出土实物与纸上传世文献对勘的读书法,并在长期阅读古籍的过程中,从经史子集扩大到工艺杂著,逐步完成文物研究的知识积累;通过文物的收藏和捐献,他进入了"好古—集古—考古"的传统学术轨辙,也参预到"从个人研究到集团合作"的现代学术序列;他因一贯钟情于"社会百工技艺",受此"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最终圈定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中心的治学范围;又由于追踪王国维、胡适等国学大师的考证方法,他精于"文史研究与实物相结合",不囿于"以书证书",而是拓殖于"以物证史"的学术新领域,具有学术创造的意义。沈从文先生从文人到学者的转身,使其接榫于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大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敬贺＂百年红学”栏目顾问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专辑——万劫不灭求学求真之心——感受冯其庸先生治学为人的精神力量

在前辈学者中，其庸先生应是我相处最长、受教最多的一位，算来已有三十余年，其中包括退休以后的十多年间，他仍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勤勉地治学诲人。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胡文彬治红学,著述颇丰,成就卓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胡文彬曾学历史,所以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因此他的红学成就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同时,他非常注重搜集资料、整合资料和编辑出版红学资料,体现出他的实证工夫。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无不体现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学术著作往往质朴少文,但胡文彬却能做到在质朴之中文采飞扬,显示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淬炼语言的功夫。胡文彬痴迷红学、执着于红学。他不仅是有成就有影响红学家,也是为红学呕心沥血的活动家和组织家。     

纪念“百年红学”栏目开办五周年，《百年红学》一书出版

为纪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学红学”栏目开办五周年，栏目主持人闵虹主编的《百年红学》一书于2007年12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百年红学》书名由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题写，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作序。     

写作三境界

我非常喜欢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治学三意境说。它不仅适用于治学,艺术,也适用于人生,一个人在静谧的田间,在温柔的夜晚,仔细思考琢磨先生的心血艺术结晶,常常有思想飘飞,生命升华的感觉。     

闻一多与中国传统文化

闻一多早就被称为集诗人、学者、斗士三重人格于一身的人物.作为诗人,他以《红烛》《死水》等著名诗集确立了自己在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斗士,他以自己的生命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毫无疑问,作为学者,他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但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位学者,他是否也像他在现代诗歌史上、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那样,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然是研究得不够不充分的.新编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的出版,为认识和评价学者闻一多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中国现代学术上,闻一多是个博通古今中外、才华横溢、见解独特、成就卓著、影响巨大的杰出学者.他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中心,而又眼光辐射整个传统文化;他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基,而又大力汲收西方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他治学态度严谨,实事求是,而又曾于创造性思维,勇于提出并证成种种假设;他长期在“故纸堆”中生活,而又将历史与现实沟通,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感和为真理献身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他是以自己的特殊学术个性和贡献研身于屈指可数的近代大学者之列的人物.     

岸边成雄的主要论著及其贡献

岸边成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于一九三六年大学毕业时,就立志研究唐代音乐,第一篇论文就是从西域音乐着手,把研究中国文化作为终生的事业。半个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潜心探索,发表了一百四十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六部学术著作、三部学术译著。仅据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足以见岸边先生的学术贡献了。岸边先生不仅在日本开拓了唐代音乐史研究、西域音乐史研究,而且是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日本的主要学者。他所从事的事业,从某种角度上讲,填补了我国音乐史的空白。从西域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岸边先生无论是在治学精神、治学方法,还是在学术成就方     

刊首语

陈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至今已逝十载。为纪念他的学术功绩和治学育人的感人精神,本刊从陕西省历史学会和我校文博学院联合举办的国内部分知名专家、教授纪念陈直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发言中,选编部分发言文稿,奉献给读者。陈直先生简朴一生,不求名不图利,勤奋治学,铢积寸累,终成学术大业。继王国维之后,他力倡     

方国瑜教授的治学之路

云南大学已故教授方国瑜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在民族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此，他在（略述治学经历）一文中对自己的治学之路曾作过回顾。但由于那篇文章只是（滇史论丛）一书的“自序”，因此不可能对其治学经历进行详述。作为一个学者，他所走过的道路也和别的学者并无两样，但作为一个出身在旧中国的少数民族学者，他却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方国瑜先生1903年正月十八日出生在云南省丽江县文治村一个有十几口人的家庭里，儿时由于体弱多病，三岁始学走路，五岁还走不稳…     

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应广东省逻辑学会和中山大学哲学系邀请,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周礼全先生于1992年10月29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作了题为“论意义”的学术报告。出席学术报告会的有广东省逻辑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山大学的部分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周礼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他继承了已故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治学传统和风格,在逻辑学和哲学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近年来,周先生致力于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特别是语言逻辑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周先生在学术讲演中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着重介绍关于意义(meaning)理论的新探索。他首先肯定意义问     

回忆李达同志的一件事

在李达同志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我任教务长,并主管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工作。在我与李达同志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治学谨严,学术思想活跃。虽然他含冤逝世已十四年了,但他的学者风度和治学精神,是深为大家所景仰,值得我们学习的。     

无端说梦向痴人——钱锺书谈《红楼梦》

钱锺书不专治红学 ,却特别喜欢谈论《红楼梦》。在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中 ,他经常以比较随意的方式 ,发表对《红楼梦》的独特见解 ,表现出他对这部小说的偏爱。通过这些言论 ,我们可以看出 ,他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 ,对红学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他的观点虽然不成系统 ,却谈言微中 ,能够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在有关《红楼梦》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他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持独立思考 ,决不随声附和 ,表现出一位纯净学者的崇高风范。这篇文章 ,是作者过去一篇主题相近的论文的补充。它可以为红学界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材料 ,也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位著名学者和作家的理解。钱锺书先生去世未久 ,本文兼有哀悼与纪念之意     

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

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首在以学术为生命和特殊的勤奋;其次强调独立思考,多疑善问;再次是严谨扎实,考据绵密。谷霁光先生极显著和最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力求会通和整体综合的学术方法。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相当契合于西方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总体史的理念,亦是谷霁光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谷霁光先生的会通综合并非宏大叙事和结构理论,而是与微观、中观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具有既专且通的特点。谷霁光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可为今日治史者的楷式;而其以自主贵疑为主导的治学理念、以会通综合和严谨考证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则不仅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被史学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值得后辈学者继承和发扬。     

1954年的红学风景线--读孙玉明著《红学:1954》

不管怎样高估1954年之于红学研究的意义都不算过分.这一年,意味20世纪初诞生的"新红学"的衰落与式微,意味着红学研究将再次与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变与脱胎换骨结盟,意味着<红楼梦>研究的重大历史转折--一种全新观念与方法的粉墨登场.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又有多少学术人物经历悲欢离合和命运沉浮,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历史风云,沧桑巨变,阅罢孙玉明先生的<红学:1954>[1]不能不令人感叹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