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这一问题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即使进入了当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被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有些人仍云里雾里,不知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能真正理解人治的基本内涵,甚至受外来势力的影响,盲目的抨击时政。简单的把人治理解为专制,甚至把法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广泛意义上的人治存在于每一个阶级社会。人治和法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人治。第一个角度是具体历史领域的人治,具有特定的含义;     

论“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一)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我们今天的 讨论与历史上的争论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什么是“人治”?古往今来说法不一。例如,人治是指重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领导者不民主的工作风和思想作作风;是指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由人来作决定;是指执行法律的人;是指“清官之治”;是指对当权者的培养、选拔;是指重视道德、舆论、教育工作等等。我们不赞成这些解释,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治理国家要不要人和需要怎样的人这类无须置疑的问题,而是指治理国家的“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以什么为依据、采取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来治理国家。国家都是人来治理,要     

法治：一种反向思考

在有关人类行为的自我控制方式中,有一个概念值得注意——这便是法治。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往往多有歧义。一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法治”理解的不同。二是“法治”概念始终与另一个模糊的概念——“人治”相联系,由于人治的含混性,“法治”一语在学理上产生了众多的歧义。欲要解读法治的精义,首先应从“人治”这个概念人手。     

试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完全摒弃人治，而是要肃清专制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道德素养，从而找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契合点。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关于坚持实行法治的几个问题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际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问题曾经在法学界展开过讨论。在讨论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在我国实行法治;二是法治和人治要结合;三是摒弃人治、法治的提法,讲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在贯彻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觉得回避这些问题是不利于坚决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吏治

中国古代对以法治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法治,因为在其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本质上必然是人治。在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既要认真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与吏治的传统,又要消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     

谈谈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法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有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实际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国内政法界的重视。本文仅就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人治,必须实行法治,以及如何实行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问题,谈几点意见。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性恶·法家·人治

西方及现代法治思想都建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之上,我国悠久的人治传统的病根是否就是人性善?厉行法治是否就该倡导人性恶呢?以史为鉴,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基础正是人性恶,但它却是一种实质上的人治理论。由此可见,人性善、恶之于人治、法治只是理论上的逻辑前提,倡导法治,不应人为地贬低人性,排斥德治。历史证明,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必定也是一个德治社会。     

《中国古代四大治世精典》评价

湖南省委党校谷兴荣教授编著、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四大治世精典》一书,汇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安邦治国的论述,将其归纳为集权人治、集权法治、民主法治、民主群治等四个方面。谷兴荣认为,儒家的理论在政治思想上主要是阐述人治社会的有关特征,他们主张把权力集中到帝王和各级官员手中,在他们的理论中毫无民主可言,同时也淡泊法治,重视人治。但特别强调官员乃至百姓的品德,即仁德理论。从逻辑上说,只要各级官员都讲仁德,都有高度的自觉性,官员就不会腐败,社会风气就不会不正。法家的思想是主张实行集权…     

人治社会及其文化机制

人治社会及其文化机制杨华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此一问题：即独具文化特色的中国古代政治是如何运转的，是法冶、人冶抑或是礼治？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但人治若落实到具体而言，则不是礼治，而是“术”治。一、中国古代法治...     

民主、法治与廉政

反腐倡廉是政权建设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只有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必须健全法律制度和转变思想观念。一、民主是实现法治和廉政的前提自从有了国家以来，治国之道就有两种；一是搞人治，二是搞法治。人治是专制制度的体现，法治则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在数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人治社舍里，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像瘟疫一样始终伴随着国家的肌体。千百年来，百姓无不盼望廉政，而腐败却始终围绕着历代王朝。人人皆知国家兴于俭、亡于奢，…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谈谈人治和法治

无产阶级治理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搞“法治”?这是人们经常议论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人治”与“法治”的含意。什么是“人治”?如果把“人治”了解为是“人对人的统治”,那么,不言而喻,任何国家都是“人对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然也是“人对人的统治”。然而,我们知道,人是分为阶级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     

人治与法治

是要法治还是人治?这在过去是有争论的。多年实践证明,人治的弊端极大。人治是依靠个人的意志来实行统治,没有民主基础,没有法制保障;而法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稳定性。古今中外,凡是强盛的国家,总是与法治分不开的。 资产阶级也是把法治作为重要口号提出来的。继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和法学家施泰因等都主张法治,美国到现在仍实行“三权分立”的     

商品经济需要法治

最近,法学工作者张宗厚在论及整顿中是强化人治还是强化法治的问题时说:“如果我们借整顿之机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行政权力和人治机制,那么将为下一步的改革设置需花气才能克服的障碍,相反,我们如果通过整顿逐步完善法治机制,将会为下一大力阶段的改革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改革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之所以关键,不仅在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治理和整顿,还在于按照什么思路来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