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村庄治理转型中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

农民公共精神是指农民在处理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关心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在当前村庄治理转型过程中,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农民公共精神核心向度的发现将为进一步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提供现实抓手。通过10个村庄的实证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农民公共精神量表中抽取了利他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和平等精神,成为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在村庄治理转型中,建议以村庄内在力量为基础,在制度建构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整体推进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通过农民公共精神的内化和以农民为本位的公共精神培育来实现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共赢。     

论资源型农村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政治热衷

资源型农村由于有村民共同关注的资源利益,有村庄公权力价值的提高和农民效能感与素质的提高,出现了农民对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政治热衷,形成了全民参与、主动参与和全程参与的局面。农民的政治热衷在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影响农村发展,需要正确引导和制度规范。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世纪反思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命题。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力度远远高于扩大农民民主参与的力度;这种非均衡性已经成为国家力量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变政治“单轨制”为政治“双轨制”,使基层政权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     

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

公共生活视角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公共生活哲学认为公共领域乃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自主性行动,主要是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交往沟通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公共生活被不断蚕食和解体,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不断介入传统的私人领域,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个体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主体品质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质素。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试论农民政治冷漠与村庄治理改善

农民政治冷漠表现为农民对村庄治理的不配合、不参与、不表态、不主张、不反对,其实质是农民对政治的失望和无奈.这必将影响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化解农民政治冷漠,引导农民有序地政治参与就成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之必须.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以交往理论取代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90年代,一些学者又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话语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西部农村社会分化的状况及其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农村社会适当的分化将会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分化不足,农民职业和阶层分化不完全,没有多元的利益需要,就不会形成多阶层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竞争的局面,也不能调动各方面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从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很可能就会流于形式,造成一小部分人垄断村庄权力的局面,不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西部农村目前这种社会分化不足的状况,成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之一。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视角下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参与

非营利组织作为政治活动中一股活跃的力量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影响政府决策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推动着公民进入政治生活系统的进程。基于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参与,型塑了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后现代情景中公共行政提供了这样一种公共能量场,在此场域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间形成一种结构性关系并使其话语权得以实现,而这是以非营利组织话语表达符合话语正当性原则为条件的,即符合政治参与的规则。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村庄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准则

村庄内部的红白喜事越来越成为村庄人公共交往的一种形式。村庄人在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不仅要遵循着“关系”准则 ,根据不同的村落社会网络关系相应采取不同的人际交往行动 ;而且要执行一定“人情”标准 ,从而维持着人际交往的连续性与平衡性 ;同时 ,村庄红白喜事中人际交往又要满足村庄人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的现实需求。     

组织创新、公共事务管理与城市居民自治——上海市H居民区自治个案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孤立地从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角度分析现实,断言城市居民自治不可能未免失之草率。上海市H居民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城市居民自治确实同公共事务、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公共事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开发的,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共同形成的自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数量,特别是当社区公共事务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时,自治能力的强化可以开拓公共物品从而充实公共事务的内容,而社区公共事务则构成了城市居民自治得以发生的枢纽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即公共事务同自治组织、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选举与协商: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权。公民的参与不仅指通过选举赋予政府合法性和决定行政首长的去留,还包括对有关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协商。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协商是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形式,这两者都是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     

认真对待共和国--关于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的思考

共和国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其生命在于融入公民的生活。共和国不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符号,它不仅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更是一种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的政治价值体系与政治生活方式。共和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和平的状态中共同生活。共和精神的实质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平等权利的尊重和对多样价值的包容。共和国是通过公共权力来实现共和的政治组织形式,它建立在平等的公民身份基础上。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是平等、参与和分享,意味着社会公众能够通过民主与法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只有在国家尊重、保护与善待公民的前提下,公民才会认真对待规则、公共事务与政治共同体,形成守法、参与和分享的生活方式,养成理解、尊重与爱戴共和国的良好社会风尚。认真对待共和国,就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共和国的统一性与长治久安。维护共和国,就是维护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维护公民平等协商与合作共享的生活方式,维护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关系驱动、资源赋能与空间重构：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主体,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社会关系网可以使农民快速建立连接,并通过在地化“中介”、乡村文化精英以及本土文化仪式等,提升农民参与意愿,实现农民从无参与走向旁观式参与;乡村资源禀赋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包括物质资源、文化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源,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农民从旁观式参与走向实质性参与;空间重构关系着农民参与的整体生态,通过物理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打造统一的乡村文化空间,实现农民主动持续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此,要唤醒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提升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修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