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正> 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专制集权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但史学界有些同志却认为“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经济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我们认为,主张小自耕农经济是专制集权的经济基础的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     

从商品经济看西汉的社会性质

一、商品经济与奴隶制度的关系目前史学界对西汉社会性质的认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持西周、战国及秦汉封建说者认为西汉是封建社会;持魏晋封建说者则认为西汉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发达的奴隶制社会;西汉与罗马帝国在本质是一样的,“在很多方面二者有惊人相似之处”     

论近代景颇族社会的半部落半封建性质

本文认为,近代景颇族社会是从部落或部落联盟社会向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社会过渡的,因它既脱胎于部落社会,又受封建社会的强烈影响,故一方面保留着原始部落社会的许多痕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封建领主、地主制的不少特征,许多尚未消亡的而且是比较浓厚的部落因素与发展着的封建社会诸因素同时并存。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作些比较,中国有些城市资本主义发展快,帝国主义势力强,而有些地区则封建势力强,还有一些处于部落、奴隶、农奴等历史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是封建的和殖民地的结合体,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参照这个结论去观察认识景颇族近代社会性质,认为用“半部落半封建”来反映更恰当些。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

在经济史研究中,有些同志认为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已处于较为“成熟”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有的甚至认为它已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崩溃”的阶段。这些估计似显偏高,本文试图通过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认识它究竟处于怎样一个历史阶段。一、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但地主阶级的身份、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也逐步松弛。地主阶级身份、地位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贵族地主逐渐衰败,缙绅豪强地主的特权受     

“封建”概念辨析

“封建”的本义为“封土建国”,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建议秦至清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     

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剖析

我国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在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上屡有斗争,但一直是集权的思想占上风,封建集权的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体的政治制度。如何评价这种历二千多年而一直奉行不衰的集权制度,在历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止的问题。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给其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寻找历史依据,更将秦汉时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无限地加以美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为借口,为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辩护。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很有必要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思想,进行一些必要的研究和剖析。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历史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二千多年之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此,学术界说法不一,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有的认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有的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有的则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封建经济基础,充其量只能发生某种限度以内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还必须通过封建经济结构内部的条件才能发生它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一是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下,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都以农民阶级作为残酷剥削的基本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略议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

讨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前提是确认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流行说将中国前近代认定为"封建社会",此说不符"封建"的古义("封土建国"),也不符"封建"(feudalism)的西义(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并且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相悖反.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的表述应为"宗法专制杜会".中国杜会的近代转型所立足的历史前提为此,而不同于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     

评中国封建赋役制的三大阶段

我国社会,按政体学划分,夏以前为自主社会,夏至春秋末为宗主社会,或称宗法社会,战国至清末是君主社会,民国以后是民主社会。按经济学划分,自主社会是原始社会,或原始共产社会,宗主社会是农奴社会,君主社会主要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胜利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前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赋役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赋役制度演变的进程,我把它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战国——北魏时期,为宗法式赋役制阶段;北魏——唐代中期为专制式封建赋役制阶段;唐中期——清为资产式封建赋役制阶段。本文拟从这三个阶段入手,考察封建赋役制度的本质。     

对夏商周三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中国秦汉前后社会性质不同，是我国史学界正在热议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秦汉以后不能再称之为封建社会。为了把秦汉以后与先秦区别开来，除解剖秦汉以后社会之外，有必要对秦汉前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封建性质有所认识，以便对比。本文拟就三代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略陈己见。     

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

严复译英人甄克思《政治史》,划分人类社会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三种主要形式。严复称,中国社会自秦迄清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并借原著着重指出,“宗法社会”有“组织个体以血缘种族而不以居地”、“排外而锄非种”、“统于所尊”、“不为物竞”四大缺陷,尤其批评当时的民主革命派宣传的民族主义为不脱宗法思想。对此,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曾在《民报》刊文批驳,认为《社会通诠》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合中国历史实际,并指出古今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有差别。这场论争的意义,除显示当时“排满”革命与“君主立宪”两派斗争的政治内容之外,在学术上更显示出引进西学如何“考迹异同”、相互参照,进而比较和评判的问题,也涉及宏观之学和微观之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位问题。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问题

<正>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否皇权主义者的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仅就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以及农民阶级皇权主义的产生根源诸问题,谈一点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也是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除了马克思说过法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斯大林说过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的话以外,恩格斯在驳斥特卡乔夫关于俄国农民是所谓“本能的革命者”等谬论时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

从西周到秦汉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是问题最多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之不能解决,主要的?结就在於对这时期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中国历史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以前是奴隶社会,战国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范文澜、翦伯赞先生等认为从西周以来中国就进入封建社会了;侯外?先生认为西周春秋战国都是奴隶社会,秦以后才进入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始于战国,成于秦汉,取代了西周的奴隶制贵族政治一直延续到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其基本特征是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他统率的各级官僚机构手上。其演化过程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唐以后的三省六部制,总的趋势是日益强化,日益僵化,也显现了循环往复式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是战国时生产力发展和地主经济的需要,到明清,它成了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而又无法与无力因时变更,终于被历史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