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古码头及其文化特质

自从汉江成为一条水运通道,汉江两岸的码头就不断发展,与之相伴的码头文化则伴随着码头的诞生而出现,随着码头的兴旺而繁荣.虽然曾经繁华的汉水码头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汉水古码头与汉水码头文化依然是汉水两岸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笔者通过踏访、调研等多种形式对汉水古码头进行实地考察,对汉水码头文化现象进行细致观察,对汉水码头文化特质进行深入剖析,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别具特色的汉水古码头与汉水码头文化.     

武汉市历史地理

长江和汉水是联系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自然纽带.武汉三镇既以长江和汉水互相联系,又因长江和汉水彼此隔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分有合;直到1949年5月解放以后,才真正在经济上交通上、城市建设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来看,汉阳和武昌均在东汉末年显示了它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两者大致同时出现,但以后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则武昌比汉阳更为重要,特别在明代以后是这样.汉口兴起在明代中叶以后,明初,朱元璋洪武年间,汉口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带,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才成为一个千户左右的居民点;但发展很快,不久就和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     

武当山下有个丹江口

巍巍武当山，方圆八百里。以其兼有五岳之雄、险、奇、幽、秀的“综合优势”，成为中国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又以“五里一观，十里一官”的宏伟而众多的古道教建筑群，而成为中国道教圣地之一。就在这“巨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的脚下飘荡著一条五彩的裙——汉江。早先，滔滔汉水，自西向东汇成势不可挡的激流。冲出两山对峙的秦岭峰巅，融人坦荡的襄北岗地，哺育著江汉平原。如今，162米高的栏江大坝，犹如一条长龙横卧於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处，将汉水拦腰卡住。於是，在鄂西北的崇山峻岭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集防洪、发电、灌溉、…     

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

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是历史悠久的名城,汉口则是明中叶以后兴起并逐步发展成商业贸易枢纽,号称“九省通衢”。本文就鸦片战争前汉口镇的商业状况,作一粗略探讨。一、汉口镇的兴起明朝初年在武昌设湖广布政司,管辖湘、鄂。武昌、汉阳又同为布政司下的府治,是两级封建政权的统治中心。而汉口此时是一块与汉阳紧连的荒地,隶属汉阳的在城里。大江两岸热火朝天增拓武昌、汉阳城时,她还是一个江风萧瑟、荻花飘洒的无人芦洲。永乐二年(1406年)荒洲上有了座塞口寺,景色是:“秋山分野阔,寒水入云深。”天顺(1457—1464年)时,始有居民。成化(1464—1486年)时,汉水改道,由现今河道入江,才形成新汉水     

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

横贯陕南、流经鄂豫的汉江为长江最大支流 ,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河之一。先秦元典文献中常以江淮河汉并举 ,两汉三国时期又以著名的帝王之乡和军事战略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张绣割据南阳、曹操西征汉中、孙权袭取荆襄 ,都带有争夺、控制汉水流域的意图。诸葛亮自少年从琅岈流寓荆襄 ,曾在汉水中游的襄阳生活十年之久 ,从隆中以《草庐对》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到五丈原临终前遗嘱葬汉水上游沔阳定军山 ,可谓出也汉水 ,归也汉水 ,一生与汉水流域息息相关。在诸葛亮的政治地理与军事战略思想中 ,汉水流域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

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它位于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是全国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而汉口是武汉三镇的商业中心所在。当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潮流中,武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两通”为起点,振兴武汉经济的改革方案。即从搞好交通、搞活流通两方面入手,带动武汉经济的全面发展。目前它在活跃经济,繁荣市场方面已经初见成效。这在武汉,尤其汉口,是有其深厚历史根基的。可以这样说,清代前期汉口镇之兴起,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也正是“两通”发展的结果。因此,回顾这段历史,或许对当前武汉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借鉴。限于篇幅,本文仅先就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

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它位于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是全国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而汉口是武汉三镇的商业中心所在。当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潮流中,武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两通”为起点,振兴武汉经济的改革方案。即从搞好交通、搞活流通两方面入手,带动武汉经济的全面发展。目前它在活跃经济,繁荣市场方面已经初见成效。这在武汉,尤其汉口,是有其深厚历史根基的。可以这样说,清代前期汉口镇之兴起,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也正是“两通”发展的结果。因此,回顾这段历史,或许对当前武汉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借鉴。限于篇幅,本文仅先就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云阝)子国考

(云阝)子国是一个出现于唐虞时代的古老部族,为祝融八姓之一,与荆楚同祖。起初,它的部落繁衍,逐渐分成一些支部落,散布在黄河中游一带,即其始祖祝融氏之墟的附近,仍以妘为姓,而妘姓的嫡裔仍以妘姓为国号,周初受封为子爵,乃去女而加邑旁,成为(云阝)子国。在殷商时期,祝融系诸部族遭到殷商的征伐,甲骨文中有:“癸酉、来正人方,才云奠河邑”。云部落被迫由东向西南退却,(云阝)子国也由河南迁入湖北,辗转定     

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社会学解读

码头文化是基于港埠贸易与河运经济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它既是近代汉口城市生活的实态,也是人们对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的一种读解.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依托于城市特定的九省通衢、转输贸易、五方杂处的"人文生态",以"舟中为市"的码头经济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形成流变不居、多元混杂的文化特性.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以通达灵巧、趋新尚变的行为取向,好武尚力、刚直任侠的行为方式,开放兼容、崇实尚利的社会心态为主要内涵,既带有明显的商业文化色彩,又具有浓郁的江湖习性,是一种优劣互见的文化样式.码头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取向、封建宗法色彩、小商品经济意识、江湖作风、强权逻辑、痞子习气等都是应该批判和剔除的文化糟粕,而它所蕴藏的开放创新的精神内涵理应不遗余力地加以发扬光大.     

“江汉明珠”──仙桃市

誉称“鄂中宝地、江汉明珠”的新兴城市──仙桃市,南望长江,北依汉水,东临九省通衢的武汉,西连历史悠久的荆州古城,处于湖北“金三角”(襄樊、宜昌、黄石三市构成的三角区)优先发展区的中心和“两江”(长江、汉江)经济开发带的交汇点上。辖区总面积2538平方公里,总人口158万人;其中城区面积19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1万人。 仙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拓殖、生息。夏商周代为荆州域,春秋战国为楚地,梁天监二年(503年)置沔阳郡,元十五年(1275年)改为沔阳府,新中国成立初设沔阳专区。1951…     

句亶、■人的来源和迁徙——兼论楚、■和一支土家族先民的关系

<正>楚王熊渠,自得江汉民和,势力大为扩张,于是封长子康为句亶王.历来经史学家均认为句亶地在今湖北江陵,但为何称句亶,其义何在?未有人为作专论.原来句亶即古(?)人,历史悠久,大概当夏、商时,起源于今河南清丰县南的古澶水,即古九河之一的马骇河,今已淤塞.亶人与商王河亶甲当有密切关系,正因亶人邻近商都之相(今河南安阳),成为商朝畿内之地,且与相人相邻,属于东夷集团.其中有一支或因受商朝的威胁而东迁至亶丘(今山东临沂县东北),有的渡海迁入亶洲,即今日本之九洲岛,而大多亶人则于商周之际与相(又称襄)人结成双胞族,南迁于汉水中游的檀溪(湖北     

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

汉口是旧中国华中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而“素称各业之冠”的钱庄则为汉口旧式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以清末(公元1908年)为例,汉口有钱庄121家,而同期票号只有32家,官银号只有2家.鸦片战争以前,汉口钱庄是封建性的金融机构,它是适应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起初,它的业务仅有服务于商业的“兑换”一项,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四种主要业务:兑换、存放款、汇兑及发行“钱票”和“庄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旧式金融机构当然不能超然度外,汉口钱庄也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在性质上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种变化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不断扩大所引起的汉口钱庄的买办性;第二种变化是十九世纪末期汉口的钱庄向民族资本主义的转化.当然,这两种变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一鸦片战争后,汉口由鸦片战争前的华中土货总汇中心一变而为侵略者在华中掠夺原料、倾销洋货的集散地,商业资本卷入国际     

汉口租界

汉口沿江地方,解放前有一片“租界”区。它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掠夺政策,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国中之国”的由来“租界”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一些重要通商口岸迠立的侵略据点,变相的殖民地,可以说是“国中之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海的天津等七口,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处,都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一八六○年底,《中英北京条约》的墨迹未干,英国的轮船就闯到汉口。第二年,强行签订了《英国汉口租地协约》,勘定从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到甘露市江边卡东角(今合作路口)止,共长二百五十丈,进深一百一十丈,作为英国租界。到了一八九八年,英国又把租界向西扩张到汉口旧城垟边(今中山大辺)。这样,南起今江汉路,北至合作路,东起江边,西到今中山大辺的近八百亩土地,只要按(厂元)征     

汉水文化的沉淀与激活——评王雄的长篇小说《阴阳碑》

一.作者自述:创作动因及其他湖北青年作家王雄的新作《阴阳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9月底)是其汉水文化系列小说中最为光彩的一部。作者选择《阴阳碑》作为自己对汉水文化认识的突破口。王雄自述创作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汉水流域的“码头文化”现象,不仅孕育了农业文明的辉煌,同时孕育了工业文明;二是襄阳古渡口,沉睡着千百年来各时期的古币,积淀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汉水不仅是楚文化的摇篮,而且在整个汉文化历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者用一种深邃的目光看取历史、社会和人生,并从历史纵断面上开掘一点,将其辐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自开商埠”新议

商埠,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开放的通商城市.中国古代称“关市”,近代又称“通商口岸”或“通商码头”。中国近代商埠,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约开商埠”,(二)“自开商埠”。中国近代商埠的历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有待于大家去开拓。而准确其概念的定义,当是研究的首要前提。现在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汉口方言有入声吗?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载江琦同志《汉口方言声调问题新探》,得出汉口方言有入声的结论,认为语言学界对汉口方言“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因而有必要重新开展调查研究。我是个“老汉口”,多年从事方言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对汉口(武汉)方言进行过调查研究,持的是没有入声的看法。我愿意站在客观的立场,发表几点有关的带根本性的意见,供江琦同志和一切熟悉、关心汉口(武汉)方言的同志参考。     

行商汉口:晚清汉口陕西商人之探析

商人是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里,更是产生过特殊的影响.晚清汉口不仅是长江中上游重要的国内码头,也是最主要的开埠城市之一.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汉口,活跃着众多的传统商人和新式商人.作为主要传统商人之一的陕西商人,大多源自乡土农家,在商贸辐辏的汉口,以其自有方式建会馆、联乡谊、敬神祗,从事货殖、谋生之道,追求“锦旋”人生.他们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反映了近代汉口平民社会的最为本质的一些画面.     

从“马头”到“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码头名称的流变,主要是由一词多义的“马头”向一词一义的“码头”转变的过程。这一名称的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头”一词被赋予了舟船停泊之地的含义,同时也被视为码头得名之始。其次是明清时期,码头在功能完善和形制变化的影响下,“码头”的用法开始出现,并与“马头”一同表示舟船停泊之地,于是出现了两词并用的情况。到清代以后,“码头”开始成为主流的表达用语,而“马头”则逐渐退出使用,码头之名最终得到统一。码头名称的流变也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除了“马头”的歧义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统一了码头之名的书面表达。通过对码头名称流变的把握,我们在研究具体码头问题时,就不能以名称变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也不能忽视对码头其他名称史料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