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疑经”时代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时代——"疑经"时代。孟子所倡导的"疑经"时代,为后来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孟子与《诗》学相关的弟子考

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的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二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盂仲子、高予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

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检讨其中的孟学思想史,需要立足于《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四部名著。这样一种“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告诉我们：孟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是通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规模而得以提升的;汉代思想家与贤良文学们之所以提升孟子的历史地位,根源于孟子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是跟汉代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它对唐宋间的孟子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疏证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非常重要,但此章历来难解,而前两句尤为难解。难解的根源,在于段落独立、词义不明。"故"、"利"二字,众说纷纭,前贤注解已多不同,近人又援引郭店楚简等新材料来解释"故"、"利"二字,遂使文意更为繁复不清。本文联系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取用《孟子》材料,以《孟子》证《孟子》,证明"故"字在此应解释为"已然之迹"。在此基础上,探讨孟子思想中"人性论"、"智者穿凿"、"禹之行水"之间的关系,提出笔者对本章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

韩愈之前儒家的圣人统序是尊周公孔丘颜回和为五经做传笺注者,经书统序是尊五经及传笺注。宋元以后儒家的圣人统序嬗变为尊孔丘孟轲及二程、朱熹,而经书统序嬗变为尊四书和《孟子》等。这一嬗变的核心是,抬高了四书尤其《孟子》的地位,也抬高了孟轲的地位。推动这一嬗变的,是二程、朱熹。二程最早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析出,并做了改定,且绝对地推崇孟轲和《孟子》。朱熹继其踵,为四书做了较为繁琐的集注,也绝对地赞美了孟轲和《孟子》。但引导这个嬗变的最早发轫者,却是韩愈。韩愈在《原道》中,已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     

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列儒家,并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作为儒士,孟子强烈要求"尚志"(《孟子·尽心上》,下引孟子语皆出自《孟子》)、任道,确立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公孙丑上》),并以此来担当重建以仁政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抗礼王侯、批判时君上.《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为道与德的使者的孟子与作为势与位的化身的梁惠王等君王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孟子干说时君,亟亟以仁义为归,其中主要内容之     

齐威王时代孟子未曾游齐——讨论钱穆先生所述孟子游齐时代

<正> 孟子游历各国,《史记》载起于齐宣王时。拙作《孟子游历诸国考》(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亦据几种可信史料,论证《孟子》书载孟子游历经过,确与齐宣王时代历史背景相符合,不可能建立齐威王时孟子已游齐之假说。但因《先秦诸子系年》于半个世纪     

李退溪对《孟子》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退溪对《孟子》基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李保林，丁素（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一《孟子》一书系孟子（约公元前３８５－公元前３０４年）及其弟子万章等著。《孟子释义》一书系朝鲜李朝（公元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李退溪（１５０１—１５７０年）著。该书是李退溪在阅...     

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

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孙奭,奉诏校勘《孟子》一书,并为之正义。与以往的章句之学不同,孙奭正义《孟子》,疏于名物制度解说,注重经学大义。朱熹等认为,该正义不似疏,没有解出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之说,语气敷衍,如乡塾讲章;《宋史·邢昺传》和《涑水记闻》所记邢昺与孙奭等校勘的书籍中没有关于孙奭做正义的记载;正义所引用的一些典故,所注的出处有误。并以此为由,断定《孟子》一书中的正义非孙奭作。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孙奭确曾正义《孟子》。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论辩中的逻辑力量

《孟子》一书中的《齐桓晋文之事》,记录的是他向欲行“霸道”的齐宣王讲“王道”的一场精彩论辩,最终以孟子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孟子能够获胜,显然得力于他高超的论辩技巧,得力于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文中孟子灵活恰当地运用假言判断、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等多种逻辑形式,使其说理精辟透彻,气势恢宏,令人信服。足见,逻辑是论辩的力量所在。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20世纪《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论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孟子以“永矢弗援”的批判精神与道德热忱而炳彪千秋。《孟子》一书立论更为详备 ,文字由简约而雄肆 ,文风亦由雍容和舒而为铺张扬厉 ,是极具感染力的文学散文。 2 0世纪的百年中 ,随着孟子思想研究的深入 ,《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为人所认识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纵观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 ,有创获亦有偏蔽。回顾与总结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 ,分析其得失 ,将会为进一步深化《孟子》乃至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