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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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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房中歌》教化思想考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安世房中歌》是汉代郊庙歌辞中最重要的作品,要全面地把握西汉礼乐文化的脉搏,就必须从读解《安》入手.《安》鼓吹“孝”、“德”,以“孝”为核心开出汉家的家法,“孝”、“德”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中有周文化、秦文化和儒文化.“孝”、“德”是功利性极强的伦理道德观念,它贯串于《安》的实质是高扬善的旗帜,突出西汉统治者安排的政治秩序.西汉是宗教神学盛行的时代,看重天的意志是西汉人的基本出发点.《安》全面地反映了西汉宗教神学发展的流变过程,以音乐发微着西汉初期的宗教神学信仰,宣扬着汉应．天命的内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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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民歌,发之于歌咏。唱起来都带着泛声的语助词,而录之竹帛之时,有的连语助词一并录下,有的则将语助词省略。因为古代书写工具不便,记载尚简,同时古人也明白这类语助词并无实义,即使删去,也不害义的缘故。《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接舆歌》有“兮”、“也”二语助词,而《论语》中则无之;《史记·乐书》所记《太乙》、《天马》二歌都有“兮”字作为语助词,而《汉书·礼乐志》所录则全部删去,都是证明。只是到了诗歌由口头创作转为只供诵读吟咏的书面创作之时,语助词的有无才体现着形式的同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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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雅乐的改革创新在中国礼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沈约的《宋书·乐志》与他创作的梁代雅乐歌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沈约的雅乐理论重复古雅正,也重当代"时事",主张"远考经籍,近采故事",体现了雅乐创制中古、今与雅、俗的多重诉求,认为汉武帝的雅乐歌辞就反映了多重诉求的失调。在实践中,沈约通过对郊祀歌辞雅正复古,而燕飨歌辞和乐创新这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处理方式,平衡了"礼"与"情"、礼乐典章规范与文学审美的多重诉求,是当时经学复古要求与文学新变思潮一起作用下的创新尝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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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新考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关于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籍贯问题,尽管《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以下称《高祖本纪》)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的记载,但至今诸家注说仍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笔者考究诸书,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次。关于刘邦的籍贯,归纳起来有两说。一说:沛县人。见1980年版《辞海》。持此说者还有如下两种具体提法:(1)沛县丰邑人;(2)沛县丰乡人。其根据是将《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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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汉墓竹简.历谱》一、二号简为整理者所编之错简,同时整理者亦未能认出二号简乃是独立的年份月朔简即高祖四年月朔简,因之建立在错简基础上的一切结论都是错误的。如南郡地区之归汉,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在高祖五年四月,而是在高祖四年之八月;《历谱》"新降为汉"的记录,并非如有的学者之所谓标志着"王朝交替",而是墓主个人的重大政治历史关节,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此《历谱》并非单纯的历谱,而是个人的政治历史人事档。将国事与家事合一,这是当时书写私家历史的普遍的民间版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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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西汉初，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废为庶人。吕后向刘邦建议斩之以除后患，刘邦同意，“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1］（P2594)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五年至九年义渠任廷尉，十年，宣义为廷尉，十二年口育（名育，姓氏不祥）任廷尉。[2]（P747-749)也就是说，自汉五年（前 202）刘邦即帝位直至他去世，担任廷尉者中无“王恬开”其人。又据《史记》之《高祖本纪》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功臣年表》，彭越之诛在汉十一年（前196），而 育正是该年起任廷尉的，他的前任是宣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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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学院学报》2019,(4):87-92
《好了歌》《好了歌注》是小说《红楼梦》中两篇著名文本。以往的研究者多借助探究二文本所传达的内容意涵、思想倾向等方面来考察小说作者曹雪芹的精神世界,而并未关注二文本间所存在的科举因素。首先,《好了歌》《好了歌注》都是小说作者曹雪芹代小说中人物之所作,与八股文的"代古人语气为之"相似。其次从作注人的身份来看,甄士隐是一名曾做过七品官的乡宦,这一身份标示着甄士隐曾经有过科举经历。再次,从《好了歌》《好了歌注》二文本的关系来看,其借鉴了注疏体、骈体文以及律诗的某些特点,这些都与八股文所具有的特点相符合。由此可知,科举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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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乐与诗基本是同源、同时产生,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二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古人将其称为"诗歌",这里的"歌"即为"乐",古诗理论来源于乐论。先秦儒家乐论认为乐自心出,乐表现情感并通过情感熏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对乐所持有实用功利态度,礼乐相辅相成以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观念等,这些都在《礼记·乐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成为儒家文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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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据《汉书·礼乐志》及《梁书·张缵传》二种文献所示,推测《山鬼篇》之祀主当为九疑山之山神。对于上古礼制以及楚辞的学术地位,亦有兼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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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礼乐志》云: 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与臀皆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皆藏于太乐署。(中华书局版一册461页)《通典》所载张文收铜律为三百五十六加所亡之九管,共三百六十五管,合周天之数。《新唐书》作“三百六十”,疑误。但从二段文字中,皆可明确看出:张文收律及斛,与古玉斗、玉尺皆相符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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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乐的角度来说,＂竹枝词＂创作原本就是古代巴楚《竹枝》乐歌的歌辞记录。在歌声形态方面,古代巴楚《竹枝》乐歌于传唱过程中就出现过单曲短歌、由若干单曲连缀而成的联章之歌、由若干单曲连缀且具备＂艳＂、＂解＂的联章之歌等几种主要的类型,而这些歌声形态都对《竹枝》歌辞文本形式的定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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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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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19,(5)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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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下之围 ,项羽作《垓下歌》。高帝十二年 ,刘邦作《大风歌》。其中有楚歌的背景 ,有二人性格文采的因素 ,同时也与当时一个具体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战争 ,战争中的关键是骑兵。《垓下歌》和《大风歌》的创作受到了这一历史条件的影响。楚汉相争 ,刘邦多次败于项羽 ,即如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说 :“高帝明并日月 ,谋臣渊深 ,然涉险被创 ,危然后安”。刘邦既有天下 ,置酒洛阳南宫 ,和群臣议论取天下事 ,得意于张良、萧何、韩信的帮助。这些史实是人们所熟知的 ,但是 ,楚汉相争数年苦战之中还有一些细节 ,尚未引起人们注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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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是北宋后期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最早对其词给予恰当评价的是宋人王灼。他评论周邦彦时总是联系到另一位北宋后期词人贺铸,认为:“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意新语工,用心甚苦’。”在王灼看来,这两位词人的创作态度是谨严的,而且都能“各尽其才,自成一家”。他又说:“前辈云:‘《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永)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问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碧鸡漫志》卷二)有学者据此以为贺铸与周邦彦词多寄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