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腐败问题探析——以江苏省溧水县为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性的基层政权腐败把国民政府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通过对江苏省溧水县的考察,发现其腐败成因主要有:中央政府因内战而向各县摊派巨大的战时任务,强化了县级政权的权力;权力监督组织的系统性瘫痪,加剧了县政寡头化倾向,使得贪污腐败也具有了行政系统性;权力膨胀滥用无度,依靠暴力压制民众舆论和媒体的曝光。这种以县长为首的系统性贪腐加剧了国民政府整个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清末民初县政改革与基层治理体制的转型

清末民初湖南县政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清末的县政治理模式、镇乡行政设置和固有团体改良等制度和设施,为民初县政建设所继承与利用。民初县政建设重在行政组织建设上,发展到议行并立的县政治理格局,体现出近代中国县政民主化改革的最佳态势。建立起“县—镇乡”基层行政体制,使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基层;改变清代地方行政的“简约治理”传统,建立现代官僚行政组织和机制;在地方公共权力组织与行政官厅之间建立起权力配置、监督制衡机制,构成了此后30多年近代中国县政改革与建设的基本内容。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教育中语言问题的讨论及实施——以甘宁青三省为例

国民政府时期,国语的统一成为边疆教育的目标之一。为实现国语的统一,边疆学者提出在边疆教育中完全推行国语、兼用国语与少数族群语言,以及把语言与文字区别对待等三种方案。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边疆教育中,推行以国语为主体兼用少数族群语言的语言政策。但通过考察国民政府时期边疆语言政策在甘宁青的实施后发现,这一语言政策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如双语教材不适合边疆需要、双语师资缺乏、生源不足以及地方实力派干预等问题。     

论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及其修正

行政紧急权力是行政主体在紧急状态下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应对突发事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而采取的与正常状态下行政权力相异的一系列运行程序、行使方式和受法律制约的情况的总和。然而,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现状在法体、内容、程序、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其对应的修正办法是建立统一立法与单行立法相结合的法体模式、细化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完善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的程序建设和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的监督。     

论行政权力主体的限制

任何行政行为都离不开一定的行政权力主体。对行政权力主体进行限制是由行政权力的性质、人的本性及行政活动的目的决定的。因之,行政权力运行法制化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尽管我国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执法不公、不严、不康、不文明的不良现象仍大量存在。这就要求完备制度、加强行政权力的主体意识和提高行政权力客体的监督能力,按一定标准,对行政权力主体实行全面限制,并把重点放在对其行政权力进行限制上。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困境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普遍陷入财政困难、新旧混杂、无所作为的困境之中。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关涉到国民政府整个的体制设计、复杂的现实政治状况等，是县政府自身无法解决的。县政的困境使得县政府难以承担领导地方社会发展的重任，县政权成为国民党政权体系中极为脆弱的一环，严重制约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论行政主体义务保障行政抗辩权的意义

在行政主体权力、行政主体义务与相对方行政抗辩权三者的关系上,行政主体义务直接源自于相对方行政抗辩权并决定了行政主体权力。行政主体义务以相对方行政抗辩权为目的,是相对方行政抗辩权的根本保障。它在更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行政观念、塑造与彰显行政相对方主体性地位、有效实现行政主体权力目的以及科学合理化构建行政责任与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位、错位与复位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外在法治与内在伦理精神的指引下,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行政主体一种积极限制和积极自由的统一。这种定位因行政理性的限度,"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出现和相机抉择的时滞作用等原因而出现错位。而通过强化信息素养、厘清权力边界进而压缩寻租空间,建设责任、效能政府等方面入手,为自由裁量权的复位提供合法性前提。     

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内忧外患的施政环境中，由于军权的介入，制度上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陷入了困境。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两者之间是平行及互不隶属的关系，但行政院应当处于权力的核心。然而通过各省市停办自治办理保甲的程序考察，发现行政院制度上的权力与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行政院权力运行出现困境，必然导致军政一体化的产生，其后果是阻碍了国民政府治权的真正实现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行政权变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影响

行政权是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考量的重要因素.现代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导致行政权多元化与非专属性的加强,行政权的发展变化导致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多元化的趋势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范围的扩大,部分公共行政行为也将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抗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区的基层建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市城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形成了党、政两套控制体系。国民政府在北平建设的基层政权,其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力量薄弱的区公所;背离初衷的保甲制度;相对完整的警察系统;虚弱的党务系统。     

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行政主体研究

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存在概念界定混乱、范围模糊、责任主体虚设等诸多缺陷,传统理论中一般认为行政主体只包括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三形态是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新选择,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家职能的转变而建构的,行政主体理论应随之革新。比较与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在以民主为核心的第三形态视角下重构行政主体,应将行政主体范畴从传统理论上的“行政机关与授权组织”扩充到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的“行政机关、授权主体以及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三种类型。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是国民党监察组织的辅助机构,通过党员监察员的调查、规劝和检举等工作,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监督,以保证国民党党员能够执行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当时已失去其革命性,这种做法不仅在外部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在内部,也由于其将监察网变成特务网而引起内部互相猜忌,使国民党党员人人自危,有良知的国民党党员也不顾一切“叛党”。党员监察网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     

论国家管理体制转型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发展--基于“制度有机体”理论的阐释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国家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国家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管理体制这一“制度有机体”，二者共同促进、相互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家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由统治走向治理，由政策治国到依法治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顺应了我国国家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可以说，国家管理体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融合的关系。     

江苏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为了充分发挥县（市）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地级市对县域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鉴于“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已经失效;以及行政组织扁平化的改革的要求,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实行“强县扩权”。即赋予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行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变“市管县”为“省管县”。     

县乡基层政权整体协同性改革思维的学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乡镇改革的成效不彰,源于改革思维和方式的"贫困"。实践证明,乡镇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在乡镇之外,单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乡镇改革,根本无法解决乡镇自身的问题和乡村治理的乱象。乡镇改革应从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高度出发,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思维,将乡镇和县政视为一个子系统,县乡基层政权视为一个大系统,统筹谋划农业综合改革。最终使乡镇政权成为一个领导有力、治理有方、责权利一体的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并藉此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理念与实践

在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中,行政强制决定或裁定的最终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在台湾地区,1998年的改革也使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单一化,司法机关不再行使强制执行权。中国内地的行政强制执行依旧是双主体制。司法机关行使执行权不仅不符合司法权的秉性,而且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行政权的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效益性和时效性。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规模经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基于河北省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政府规模偏大,财政赤字严重的现象虽经过1998年严厉的机构改革仍未有根本的改变。通过对河北省县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等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在县域层次上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县政的管理成本会递减。因此,通过调整县政区划,扩大县域人口规模,有助于提高县政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