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文学翻译思想探析

杜博妮是中国当代翻译史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其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她反对充斥翻译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流行话语和宏大叙事,提倡汉英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关注中国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杜氏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有“威权命令”和“礼物交换”两种模式,各有其历史功绩和固有缺陷.她呼吁翻译理论家关注翻译生产和译文接受过程中的个人因素,尤其是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大众读者的阅读快感.杜氏的理论模式也还存在某些不足,需要对其进行辩证分析.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翻译标准有无必要——与周兆祥先生商榷

一、是“死胡同”还是“里程碑”香港大学周兆祥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中(见《中国翻译》1986年3月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翻译应不应该有准则?他的观点是,“学翻译的人说翻译的原则是XY Z有什么好处——即使这是一向为大家公认的‘真理’?”周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时至今日,快一百年了,我国论翻译方法的文章,也总是拿“信、达、雅”做准绳,这种现象太可哀叹了。”这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死胡同。”严复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曾花了十三年翻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十部     

鲁迅后期翻译活动研究

鲁迅后期翻译活动继承和发展了他在早、中期翻译活动中一贯倡导的文艺救国思想,以革命的内容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同时,在这一阶段,鲁迅顺应时代要求,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直译”方法主张,这不仅有利于早期汉语白话文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他对翻译文化性的深刻认识。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下的河北省旅游文化翻译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编著了以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该书中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理论,为中国译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出发,该书提出翻译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选择过程,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对译本的选择.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对河北省旅游文化翻译进行了分析.     

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中提出赶考话语,并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话语,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坚持“三个务必”,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以史为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赶考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对中国革命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提出,是党对中国革命思想政治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正确方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The Analysis of "Spirit Similarity" and "Sublimation"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Highest Criter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傅雷据自己的翻译经验并借用中国传统画论提出了翻译应求“神似”.其内容包括:用中文创作；译笔流畅；风格近似等.故此,“神似”应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因为它有具体内容,可用来衡量译文.而钱钟书的“化境”则为最高理想,因为“化境”有消解或解构翻译的倾向,既不可实现,也不可操作.     

《中国的对外贸易》( 白皮书) 英译本简评

白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宣传文本,对翻译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进行简评的同时,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恪守“准确地道,简约规范”的翻译原则,并对译本中出现的各种“讹”症进行了例析.     

邓小平对党的人民主体观的新贡献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人民主体观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他探索出社会主义中国最终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路径轨迹,这就是既“先富”又“共富”的科学方法与手段;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三者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将人民至上理念具体化,最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凸显了他的价值观.     

中国稳定的基础——学习邓小平对农民和农业问题的论述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了农村是中国稳定的基础的论断,领导全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他的理论和实验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验,使毛泽东思想中绚丽多彩的部分在实现“四化”的新时期焕发了光彩。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沦》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把中国革命的问题归结为农民问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论断之一。中国共产党根据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茅盾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贡献——纪念茅盾逝世30周年的思考

针对文坛的“重写”与“重评”茅盾之论,以史为椐,历陈茅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学建设方面的开拓之功:如组织队伍,开拓阵地与清除“垃圾”,翻译评介,理论倡导与建树,文学批评等,他筚路蓝缕,发挥了引领文学主潮,把握先进方向的历史作用,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中流砥柱.特别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开风气之先,具有特别的意义;已初步形成具中国特色与茅盾文学个性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切说明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是以其客现存在的赫赫业绩为支撑的.无视与否定这些,决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从《无题》的不同译本中看许渊冲的翻译思想

许渊冲不仅以质高多产的翻译实践而闻名,更以卓有建树的翻译理论建构而享誉译界.由他率先提出的翻译主张“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虽曾引发长久论争,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巨大贡献却不容抹杀.本文即以李商隐《无题》的几种英译本为观照,在比照分析中重审许渊冲“三美论“和”竞赛论”在古诗英译中的优长及缺失.     

目的论观照下的公示语翻译原则探析——兼析重庆市公示语英译语用失误

公示语翻译是一个城市的语言景观和形象工程.以功能学派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指导框架,对重庆市部分公示语英译语用失误进行分析,并结合在英国伦敦采集到的公示语语料进行比对,提出了“借译”“创译”“不译”“简明”礼貌”等公示语翻译五原则.     

中国政治术语的语言特征及英译策略研究

中国政治术语是指党和政府在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们对内传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国家的政治生态文化,对外宣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政治立场,为中国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它们广泛地存在于政治文献、大会讲话、领导文选中,具有很强的政治严肃性、思想导向性、行政权威性和舆论工具性.外事无小事,政治术语的翻译一定要“讲政治”,并注意译名的统一规范.通过分析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权威性”“时代性”“通俗性”“概括性”“覆盖性”和“美学性”等语言特征,提出了“语义翻译”“交际翻译”“加注释义”“省译”“创译”等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英译策略和方法.     

“三次伟大革命”的比较及现实意义

“三次伟大革命”是指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考察,“三次伟大革命”有其必然的关联性,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新中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从时代背景、革命的对象和方式以及革命的成果和历史进步性看,“三次伟大革命”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每一次革命都给中国带来了变化并不断地推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三次伟大革命”的共同性特征.“三次伟大革命”是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成败得失.     

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个案

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这一概念由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他认为赞助人是影响操控翻译活动的双重因素之一，对翻译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以“赞助人”为视角，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大的翻译机构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考察对象，从意识形态、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探究赞助人对翻译活动所起到的影响及操控作用。     

电影片名翻译——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以《王者之心》的电影片名翻译为例

以电影Tristan and Isolde《王者之心》的片名翻译为例,用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即改写”,分析在该片名翻译活动中原作编剧、中国电影制片方、中国电影发行方、译者等在这一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表明,电影片名的翻译本质是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