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评价的调查与研究

职业评价及其研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首先,从人们对职业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人们最注重的职业特性,看出人们的价值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社会的风尚。其次,透过职业评价,可以发现职业本身存在的种种差别。缩小这些差别,乃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再次,职业评价直接影响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和职业流动。最后,职业评价赋予职业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影响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甚至恋爱、婚姻等。职业评价的社会意义如此之大,确有研究之必要。     

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地位

本文从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资格、工作条件、就业前景，以及他们的收入、职业声望和权力方面详细阐述了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地位，并与自然科学家的地位进行了比较。虽然美国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他们的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     

中国城市职业声望

对于与多种不同职业联系在一起的声望,人们已进行过大量的研究。自从20世纪40年代初诺思和哈特在美国发明了职业声望判断标准量表以来,在有关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文献中,职业声望的概念已被公认为衡量社会经济成就的一种尺度。对职业声望的理解和测量还促进了关于社会经济地位、权威、权力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他测量尺度的发展,并对人们理解流动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职业声望的概念是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分析的一个主要焦点,也是过去40年内社会学家从事的大量重要研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复杂,以先赋地位为主的社会分化模式逐渐被后致地位为主的分层模式所替代,分层的标准多元化和人格化改变了传统的封建世袭身份的保守倾向,特别是社会成员的权力、收入、声望和机会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这使人们对教育公平有了新的追求,即充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而现阶段我国由政治待遇、社会声望及升迁机会的差别而构成的社会层次序列越来越明显,收入来源越来越多样化,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反映在教育领域则表现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教育利益的矛盾,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十分紧密,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更趋于理性和良性发展,而社会分层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也只有在合理的分层条件下才有意义,因此全社会都必须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     

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

社会在不断更新,人们在不断探索。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正作为当代社会的崭新课题而引发着各国学者的强烈兴趣。美国社会学家李·泰勒的《职业社会学》(1968年),特意开辟出“职业的地位与声望”一章。苏联社会学家瓦·彼·马赫纳雷洛夫的《劳动社会学》(1981年),也专题分析了职业地位、声望与职业指导的关系。第十届世界社会学大学(1982年)的《工作的和职业的社会学的理论趋势及其适用性》、《职业的地位与职业的条件》、《职业结构中“工人”和“高级职业”》、《失业和社会阶层重新划分渠道》、《青年人的教育与职业》等论文更是多视线地考察了职业社会中地位和声望的变动问题。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职业地位和声望研究方面迈出了可喜的初探之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对城镇青年就业意识的调查(1981年底至1982年初)、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上海中学生职业声望调查(1982年)、     

地位象征和相对剥夺:主观分层的二律背反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社会是由一系列排列为等级阶梯的阶层组成的。权力、收入、声望等理想事物在各阶层内部分配的趋同性和在各阶层之间分配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的阶层互相区别开来。不同的人由于对各种理想事物占有的不平等,被划归到不同的阶层中去。所以,人无疑是社会分层的客体。不但如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分层”的认识,即关于自己和他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的看法。所以,人也是社会分层的主体。人们在意识中对社会作出的阶层划分,与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层划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前者不可能是对后者的一种“照像式”的机械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本文在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多层分析的方法对上海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职业地位”,它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作者指出,上海的主要社会阶层按职业由高到低排列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这些阶层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结构性流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首先是通过权力,其次是资本和劳动。最后,作者对中国的中间阶级和市民社会做了探讨。     

家庭的社会地位与子女早期社会化

本文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运用社会分层及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将家庭的社会地位分为家庭的财富地位、权力地位、声望和文化资本地位,分析了家庭社会地位的不同方面对子女早期社会化的理念、目标以及方式的影响和功能。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Strata Consciousness in Transformation-era Urban China

本文以1996年对武汉市754户居民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做了描述和初步的分析。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武汉居民具有明确的阶层认知;在一般公众的观念中,社会阶层不但是一个经济地位高低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权势大小的概念;职业并非阶层划分的核心指标;中国城市社会既非注重门第的等级社会,也非马克思“阶级”概念意义上的阶级社会;在经济地位上,人们倾向于认同下层;在声望地位上,人们倾向于认同中上层,有向上“攀附”的倾向;而在权力地位上,人们倾向于认同下层,具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此三个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而三者对综合阶层地位认同的贡献以经济地位认同最大。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

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假冒伪劣现象发生的条件

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假冒伪劣”现象发生在社会转型期。在社会转型期里，蕴含着“假冒伪劣”现象滋生、发育的各种土壤、条件及机会。被侵权的产品对象往往拥有社会声望，而这种社会声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而且是一种具有优势的资源。在社会中，掌握着某种资源，就意味着具有一定的权威，拥有一定的社会优势。当然，资源可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是物质、金钱、财富，亦可以是社会地位、权力、知识、人格、社会交往能力、个性特征，自然的社会声望亦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商品中的名牌是一种优势资源，凭此可以获得或容易获得销售…     

广州市职业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研究

本文对广州市各职业群体3000多人,就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程度三个维度来考察,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总体上成正相关关系。     

职业特征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差别的影响(英文)

职业是决定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继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子样本,对职业与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职业间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城镇就业人员收入总体差距的12-17％。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各职业对就业人员人力资本上的要求有差异,从而导致了职业间劳动要素报酬上的差异;二是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所带来的不同职业问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造成了这种收入差别。前一种原因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这应当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成效;而后一种原因反映的却是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因此,为了缩小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可能地排除由于市场、地区分割造成的不同职业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     

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本文试图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讨论学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声望问题. 不可否认, 中国学术群体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战略中整体地位在不断提高; 他们在经济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获益也在日渐增多, 不过, "改革受益者"一词应该缓行。学者干预现实也并不简单预示着其权力地位乃至声望的提升. 在学者传统形象遭此损害的今天, 学术群体需要的不仅是深入的反思和自律, 因为单靠学者自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临复杂的社会阶层情况 ( 如阶层仇恨问题), 学者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阶层再造.     

文凭与社会资源的交换

社会阅览 文凭是个人受教育与教训的凭证。一定的文凭不仅代表着拥有它的人具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而且预示着他将来可能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因此,文凭具有交换的价值。通过它,人们可以实现不同资本之间的转换,如高薪职业、关系网、声望、生活方式、合法性地位和群体的身份等等。     

关于权力腐败根源的探讨

权力腐败是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良现象。寻找权力腐败的根源,不可仅仅归因于权力本身,也不应抽象地归因于人的自私性。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深入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认识到权力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和剥削观念。因此,消除剥削制度及其观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权力腐败的治本之道,但同时不可忽视腐败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残余与外来渗透,因此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不断巩固和完善。     

城市居民最想当“长”

近来，有一条消息经过国内许多新闻媒介的推 波助澜，流传甚广。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９９９年 ７月至 ８月在全国 ６３个城市对 ２５９９名 １６岁以上城市居民进行的关于职业声望的抽样问卷调查，在６９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想当的是“长” 据参与此项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许欣欣介绍说，这项调查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变化和未来择业的取向，且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动。尤为重要的是，市场适应力强的职业越来越被人们看中，权力部门仍受亲睐。 好个仍受亲睐！我以为说得严重点，简直就表明了人们对…     

出租汽车司机和科学家

出租汽车司机和科学家,作为职业分工的不同,都是社会的需要,无疑地,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然而,若从对社会的贡献和职业声望而论,一般来说,后者总是大于前者吧,这也是人们所共识的。可是,由于人们价值取向各异,也不尽然。不信,读者诸君请看下面的两组材料: 第一组是1988年上海某权威部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在上海人心目中的24种热门职业中,出租汽车司机名列榜首,紧接在后,依序受到上海人青     

略论社会流动与妇女就业——关于妇女就业的社会伦理学思考

妇女就业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既受社会能否提供就业机会、就业选择自由和就业环境的制约,又受妇女自身的就业观念、就业能力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探讨社会流动与妇女就业的关系,为在当前新形势下,改善妇女就业状况提供一点新的思路。一、社会流动对妇女就业的积极意义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变更自己的居住地点、职业、社会地位等等。它通常包括两种流动:一是水平的社会流动,即指人们在社会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变更了自己的居住地点或职业;二是垂直的社会流动。这是指在社会存在等级差别的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从较低的社会等级上升到较高的社会等级,或从较高的社会等级下降到较低的社会等级,可称之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或向下的社会流动;即使社会上不存在等级差别,职务的高低之分也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从较低职务改换为较高职务或从较高职务改换为较低职务,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垂直的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