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犯罪标签与我国刑事法治

犯罪标签理论是西方犯罪学中重要的学说之一。它认为 ,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内在性质 ,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 ,即社会将这些行为称作什么以及由这些称呼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个体对这种称谓的反应。个人犯罪就是社会对行为人贴上了标签的结果。这一理论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基于该理论思考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 ,做到洋为中用 ,期望对我国刑事法学和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问责制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腐败案件的涉案人数、涉案金额、涉案的权利层次都在逐级提高,仅在1998～2002年间,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腐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达12830人之多,并查处了一批位居省部级甚至中央领导的严重腐败分子.在2003年防治"非典"期间,大批官员因渎职、失责受到了惩戒."问责"一词已日渐成为群众所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员问责制"在对党政领导和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的同时,也更能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论法治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

我国现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离法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执法人员的观念离法治的要求更远,这就要求我们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改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在刑事司法领域实现法治。     

问题与对策:上合组织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论纲

国际犯罪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安全,在此背景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此方面得以长足发展和进步。在此基于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打击国际犯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对策。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从国际引渡制度谈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新发展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随着跨国犯罪因素的不断增多,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越来越来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认同后,引渡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运用引渡打击腐败犯罪的上还存在着制度和实践上的许多缺陷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引渡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全面遏制腐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贪污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在我国正式生效。我国《刑法》就贪污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的主体范围和对象范围、相关条件限制以及刑罚规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这就需要扩大贪污类犯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扩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对象范围,取消挪用公款罪的条件限制;废除腐败犯罪的死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贪污类犯罪的刑事立法。     

法治社会建设论纲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要构成,它与法治国家、社会管理法治、社会法治国等范畴相关但不相同。建设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夯基固本,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是对人情社会的反思重构和对公共理性的培育与提升,有助于弥合转型中国的社会共识。法治社会具有法治的融贯性和社会的共治性两大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公权力为主导,要求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     

论人权保护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价值

腐败是对人权的侵犯,拒绝腐败应该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但目前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普遍没有确认这一基本原则,这导致国际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表面化和缺乏深层次内容。建议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承认腐败是对人权的侵犯、拒绝腐败是一项基本人权,这样将给与国际法与国内法更重的约束力量,在公共政策中增加反腐败的重要性;可以改变对于腐败的公共态度;同时会带来新的行动可能,尤其是可以使用现存的国家的、区域性的以及国际的监督人权履行状况的机制来遏制腐败行为;对于腐败的治理也将提供更多的路径。     

和谐社会中的刑事法治构建

和谐社会要依靠法律制度来构建和实现,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离不开法治的支撑.作为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刑事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论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当今,重视刑法在环保中的作用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一些发达国家为惩治环境犯罪已制订出一系列相当完备的法律法规。在国际环保领域,人们也把环境犯罪视为国际犯罪,并就国际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积极进行探索,力求把它纳入国际性决议和多边条约之中。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９７年３月颁布的新刑法对环境保护作了一些新规定,主要有以下４个特点：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扩大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新增法人犯罪的规定、加大环境犯罪刑罚力度。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是：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尚待商榷、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仍有不足、保护重点不符合立法要旨、“预防为主”的原则未能充分体现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腐败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某些问题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应对《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主体、死刑及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反腐败追赃的国际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腐败犯罪呈现出新动向,赃款流转渐趋通过网络方式实现,虚拟货币也被用于腐败犯罪赃款洗白。传统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的障碍,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网络信息平台尚未构建、洗钱防控机制不够完善以及缺少涉网资产分享规则;国内层面则表现为缺少专门追赃机制、信息管理体系以及专门人才队伍。中国应加强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通过打造网络信息平台、推动国际立法出台和协调资产分享,推进国际合作的兼容化;通过建设专门合作机制、信息管理体系和追赃人才队伍,推进国内实践的专门化。     

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腐败犯罪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伴随腐败犯罪分子的外逃,有大量腐败资产被转移出境,如何追回这些被转移的腐败资产就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难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构筑了腐败资产的追回机制,为各国追回腐败资产提供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依据和法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