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基本构成及其社会绩效

尽管我国目前的高、中、低收入阶层都是比较而言的,而且高、中收入阶层还比较少,低收入阶层还比较多,但肯定这种收入结构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等收入阶层在我国已经形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正确评价中等收入阶层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客观效果,是真实体现我国各阶层生活状况和社会稳定系数的题中应有之义。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阶层是动态的,明清时期澳门的平民阶层也是如此。首先是平民阶层的成员来源是动态的,澳门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使其中的平民阶层更具有这一特点。其次是平民阶层内部呈现向上流动与向下沉沦的两种趋势:科举制度与捐纳制度的盛行,使得平民有机会上升到官绅阶层;而平民一旦生活陷于困顿,则有可能向下流动,即沦为奴仆、差役之类的“低贱”阶层。一个流动性强、商业繁荣的城市,往往为社会成员改变身份与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机会,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反过来①促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活力①。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论当代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在数量上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在质量方面要求中等收入阶层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获取社会资源。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与壮大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的营造,本质上归于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城市化;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以市场分配为主、以政府调控再分配为辅的分配机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努力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     

论中等收入阶层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社会意义,它能增强社会稳定、提高劳动效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阶梯。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是人类才能天赋呈正态分布曲线,二是人类创造的产品生命周期按照S型规律发展。社会主义中等收入阶层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由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劳动者组成,不包括剥削者;它的理想型态是上圆下尖的粗胖橄榄型,即更多的富裕和更少的贫穷。认真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其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分析

通过对当前社会结构总体特征的描述,尝试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当前的社会分层格局进行讨论。进而,笔者提出低收入群体向中间阶层流动的不同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不同类型的上向流动中所存在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及其产生的影响,最终通过综合性分析得出结论,以期能够对现状的改善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土地开始在村社内部自发流转。自发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秉性,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但是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规范村社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减少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化与社会流动

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在城市生活,这一群体的社会化状况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未来走向。从这一群体的城市社会化环境来看,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不平等的教育,封闭的人际交往下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在家庭教育中传承了上一代弱势的文化资本。市场的转型并没有完全改变社会流动机制,受原有制度体系的影响,社会流动体现出继承性特征。不公平的教育机会、封闭的阶层流动机会导致了流动人口子女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     

经济危机下的低收入阶层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面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其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对于中国高、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     

职业代际流动、社会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已进入新阶段。有效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开发与积累人力资本、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思想,构建来自不同群体的子代职业选择博弈模型,利用不同社会规范来协调参与人行为选择,能够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揭示职业代际流动全过程。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会发现不同家庭子代对资源的搜索、组织和使用存在群体差异,缺乏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容易导致阶层分割,资源难以整合,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社会融合与职业代际流动协同作用的研究,可以在代际间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让被排斥但具备条件的劣势群体获得必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从而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区隔,建立流动性高且融合度高的社会,更高质量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的萌动和疏离——五大城市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调查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和非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参与上,已经出现分化,笔者通过电话问卷和实地访谈,对这个变化进行了描述,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参与态度、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变化,但是同时参与率不高、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冷漠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在数据、资料分析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完善现行政治体制,鼓励政治参与、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和培养政治人等建议。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阶层关系的建构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实现社会阶层关系的和谐。当前随着社会转型,阶层关系出现诸多不均衡,如新阶层如何融入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阶层之间游戏规则不平等;目标与手段不一致以及阶层之间主观认识与客观地位的错位,其主要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因而提出实现阶层和谐的路径探讨: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的阶层利益制约机制,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阶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以南京为个案的社会学研究

如何走出住房消费混乱失范的困境,构建一个和谐合理的住房消费新秩序?这个问题既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住房消费的困境的根源在于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与脱节.走出住房消费的困境关键在于衔接好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保证每个阶层都能拥有与之相应的住房消费产品.本文提出了低收入阶层"居者安其屋"、中等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以及高收入阶层"居者优其屋"构想,试图构建一个阶层化的住房梯度消费新秩序,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成员的需求.     

网络阶层:一个社会分层新视野的实证分析

网络阶层概念建立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网络理论融合的基础之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在社会结构中呈现出高低有序的层次。社会网络资源的差异是分层的形成依据,社会资本量越高,社会成员越有可能出现在社会结构的上层。社会成员的网络阶层位置与网络规模、网顶和网络位差成正相关,而与网络中的亲属密度成负相关。社会成员的网络阶层位置越高,其社会流动的效果就会越好,就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网络阶层概念的提出丰富了社会网络和社会分层理论的内涵,为研究中国现实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

教育在我国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和流动中起着十分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如何有效地促进社会中下阶层向上的良性流动 ,扩大整个社会的中间阶层 ,是现阶段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改善教育这一途径 ,可以切实有效地促进社会中下阶层的向上流动 ,并能具备一定的规模性。     

阶层分化与媒介责任

阶层化的良性发展,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条件,而媒介在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保证阶层间流动的公平合理,以及为最广大的基层民众提供廉价实用的教育资源,帮助他们实现适应社会变革的再社会化等方面,可以有很多的作为。媒介应当根据我国现阶段阶层分化的现状和阶层流动的特点,寻找促进层间流动维护社会公平、和谐、稳定的积极途径。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级?——对中国中间阶层的一些思考

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群体,在西方即指人口数量最多的阶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方面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阶层。中国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转形,分化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但这个中间阶层不等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它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很短,数量有限,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