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高、陶出逃”原因析

高宗武、陶希圣曾是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先驱”。1940年1月初，高、陶趁汪精卫赴青岛参加南北傀儡政府合流会谈之机，从上海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日汪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纳》，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史称“高、陶出逃。”究竟什么原因促使高、陶反水，出走香港，笔者以为：一、高、陶对未来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不满。高、陶自命为“和平运动”的元勋，故期望值很高，高宗武想当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陶希圣想当实业部长，但人事控衡的结果是周佛海系核心分子得势，高、陶只被委任为未来新政府的外交部次长和宣传部长，放心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政府,自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内蒙古,出卖了平津之后,现在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经过了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的庐山会议,南昌会议,经过汪精卫、黄郛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在上海南京的直接交涉,国民党已经愿意把黄河以北所有中国的领土,完全划为“满州国”的领土。“满洲国”与华北的通车通邮已经开始,华北的军队全部南调     

朱培德江西和平“分共”方式探微

史学界对朱培德江西“分共”事件着墨较少。其实,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既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清党”,也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政变,他开创了第三条全新的和平“分共”方式：“分共”不坚决、不彻底,在“分共”的善后态度上先“送”后“迎”。由于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朱培德采用了和平“分共”方式,随后不久,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这是史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也体现了这一事件对国共关系的巨大影响,并直接为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云集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八一起义后,宁汉合流,朱培德才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     

汪精卫是日本人害死的吗?

汪精卫的死亡真相,在汪毙命不久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流传着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1983年以来,又有人说汪精卫是蒋介石派人害死的。关于后一说法,蔡德金先生在《南京史志》1985年第6期中已作了较详尽的辨析:本文拟就汪精卫是否为日本人害死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说明。本来汪精卫的死亡,据当时公私记载是很清楚的。它不仅为当时伪国民政府1944年11月10日的讣告所证实,而且为陈公博在《八年中的回忆》所确认;特别是《周佛海日记》中作了大量详尽地记述。问题本来清     

章太炎晚年《诸子略说》的政论色彩探析

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章太炎晚年设坛讲学于苏州。他所讲的《诸子略说》在论道、法、墨、名诸家时,有借学术以论政治之处,主要与蒋介石、汪精卫及抗战有关。他痛恨汪精卫的媚日卖国,希望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独裁,运用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将文臣武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统一力量抗日救国;他贬抑刻意任法的商鞅,希望蒋介石实行墨家的兼爱之道,以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他贬斥名家的诡辩派,褒扬名家的循名责实派,希望同胞各负其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论邓演达的反蒋军事活动

邓演达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为国民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武汉政府时期,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汪精卫的动摇叛变,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国内学术界对于邓演达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共产党的挚友”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而对于他进行平民革命、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许多人除钦佩其胆魄外,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不过是空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战"、"和"观述论

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carP.Trautmann)调停为界,将叛国投敌前的汪精卫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基于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认识,虽然汪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缺乏信心,但他毕竟是以主战的面目出现的,是一个不坚定的主战派;陶德曼调停开始后,汪以为中日战争有了“转圜”的余地,开始由主战变为主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和派首领。     

麦克阿瑟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

日本国和平宪法并非日本方面所构想,而是由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制定,日本政府为了天皇制的存续迫不得已而接受。不过,麦克阿瑟当时并没有强加宪法修改草案的意图,而是希望日本政府尽可能地发挥主体性自主完成。只是由于日本政府不顾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多次督促而一味消极应对,幻想通过对旧宪法尽可能少的修改应付差事所导致。亦即,日本政府的"外交直感"实际上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并不如吉田所说的那样敏于时势。在这样的一种被占领国与占领军之间极为特殊的外交谈判中日本原本可以处于主动地位的。     

和平,不仅仅是直接暴力的缺失

加尔通先生在和平学研究中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将＂暴力＂当作与＂和平＂相对立的概念引入和平学的研究批判之中;其次,对＂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进行了区分;再次,提出了＂文化暴力＂的概念。他的研究,大大扩充了和平学的研究内涵,受到学界的肯定。     

康德《永久和平论》与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及困境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对当代国家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关于＂自由国家之联盟＂的构想上,这成为了联合国的理论基础。康德是联合国制度的理论创始人,康德是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思想奠基者。＂自由国家的联盟＂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核心思想和制度设计之所在。联合国成立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康德设计的＂永久和平＂似乎没有完全实现。我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有必要对西方先哲所设计的＂永久和平＂进行思考。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目标上是理想主义的,但具有策略上的现实主义安排,现实主义的策略安排的一个困境就是战争依然存在。     

论《旧金山对日和约》与战后台海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适应全球战略需要,美国不断调整其对台政策。《旧金山对日和约》是美国构建西太平洋防御线、在东亚实行冷战的重要步骤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远东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美国因此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虽然台湾当局进行了不懈的“外交”努力,新中国政府对和约草案不断提出抗议,但中国仍被排除在和会之外,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论”也最终被限定在对日和约中,这对战后台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征:逆境中选择战略发展机遇的光辉典范

红军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当时的中央和红军处于中央苏区无法立足、王明左倾严重错误指导、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张国焘搞右倾分裂以及大江大河天险、雪山草地无人区等极为罕见的逆境中。党中央和红军机智而勇敢地选择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目标、“避开强敌、迂回北上”的战略转移路线、以陕北为战略落脚点以及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最佳时机和模式,从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军队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元曲家石君宝籍贯考论

关于元曲家石君宝的籍贯,历来有平阳人和盖州女真人二说。孙楷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透露出以下线索：石君宝好友之子王恽,与石君宝之婿姜或,不仅曾为御史台同僚执友,而且又同时任官平阳。石君宝与王恽、姜或同在平阳,王恽墓志铭所记石君宝为盖州女真人不会有误。由此可知,石君宝本辽东盖州女真人,后居山西平阳,致力于杂剧事业,成为元杂剧重要作家。而石君宝杂剧中表现出的较多女真民族社会生活习俗及草原文化道德观念,进一步说明了石君宝确实是一位从盖州进入中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被汉化的女真民族元曲家。     

战后初期菲律宾政府对日媾和政策论说

战后菲律宾的对日媾和政策主要包括赔偿与安全两个方面,主张严惩日本。当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之后,美菲间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分歧重重。但由于菲律宾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其对日媾和政策主要受美国主导,而美国亦将菲律宾作为其阵营内重要成员而重视其意见,这决定了菲律宾在遵循美国媾和框架的前提下可对之进行微调。最终在美国的协调下,菲律宾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后来菲日间又签订了的赔偿条约。媾和问题的解决对战后的菲日两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和谐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应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和谐世界"等国际战略思想.三者思想虽表述不同,但具有本质的共性和逻辑上的有机关系.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前提,和谐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潮流的统一.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关键.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日韩“预备会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未能参加《对日和平条约》之签署的韩国,为解决日韩两国之间存在的悬案,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日本举行了“日韩预备会谈”。现从韩国成立到日韩会谈前的两国关系的发展、日韩预备会谈以及日韩“预备会谈”的成果及会谈中暴露的问题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从中不难看出,由于日韩双方的利益对立以及双方都对会谈缺乏诚意和热情,使“预备会谈”未能取得美国所期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