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吕留良交恶与澹生堂藏书之关系

黄宗羲、吕留良之交恶是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购买澹生堂藏书即是两人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祖望对此事经过论述甚详。但全祖望是黄门后学,偏袒黄宗羲而贬抑吕留良,所述经过谬误颇多。后世学者有承袭全氏之误者,亦有滋生新谬误者。本文从原始文献出发,通过严密考证,力图还原黄、吕交恶的真实图景,也试图阐发交恶背后的性情之争与学术差异。     

论张(之洞)梁(启超)交谊与交恶

张之洞和梁启超均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先是相知和相互倾慕,维新运动促成了二人携手合作,建立师生交谊和相互借重。但由于学术门庭、文化观及政见等歧异,又引发了矛盾论争,戊戌政变后相互交恶、反目成仇,笔墨之战延续数载。考察二人的交谊、交恶及其原因,不仅可以领略戊戌维新时期的人际关系和学术论争,也可引发我们对《戊戌政变记》的重新审视     

在国粹与无政府之间——刘师培文化思想管窥

关于刘师培的研究大都是从作为国粹主义者的刘师培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刘师培两方面展开的 ,存在着分离国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倾向。笔者注意到两者表面上虽然有对立的一面 ,实际上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 ,虽然他的政治思想“善变”,但是他的强烈的文化意识“不变”1。基于此 ,本文将他在上海时期 (190 3年— 190 6年 )写的文章与在东京时期 (190 7年— 190 8年 )写的文章联系起来 ,以家族、三纲、孔子、文字、教育为视角考察其文化思想的发展。一、上海时期 (190 3— 190 6 )的刘师培——国粹与排…     

钱玄同与刘师培关系述论

钱玄同与刘师培既有世谊,又有政治上、学术上的相通和认同,二人相识后,过从甚密。但刘师培1908年以后背叛革命,助袁复辟,反对新文化运动等,也为钱玄同所指责。钱玄同以1908年为界,把刘师培的政治和学术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刘“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钱玄同从尊重历史出发,对刘师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做出了十分客观的评价,并在晚年编辑刘师培遗书,为中国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钱玄同与刘师培的交往反映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人生轨迹。     

论中唐前期李晟、张延赏营妓之争与将相交恶

李晟与张延赏同为唐德宗时期的重臣,二人因营妓之争终生交恶,虽经多方努力,但始终未出现"将相和"的团结局面,致使唐王室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蒙受了巨大损失。通过确凿的史料分析,明晰将相交恶的始末,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以鉴今人。     

论章太炎与刘师培的平等观———“齐物”与“均力”之比较

1907年前后,章太炎和刘师培都发展出了以平等为核心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章太炎总括其宗旨为"齐物",刘师培则称之为"均力".在本体论方面,刘师培认为万物一体同源,章太炎则否定了体与源的存在.在主体性方面,刘师培要求去除身执和是非利害之见,使人将自身投入更大的民族和人类主体,章太炎亦申言排遣我执,倡导革命道德,但更强调存在论意义上"随顺依他"的具体主体.在政治构想方面,刘师培投身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行动,认为实现平等必须取消分工,而章太炎则明确批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以"齐文野"为实现平等的可能之径."均力"和"齐物"分别是对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极力承认,二者的差别展现了平等概念的两种不同面向.     

理想、政治、学术与诗歌——诗解刘师培

刘师培之诗歌,是其思想和行迹的记录。早年的刘师培,投身革命。他曾更名光汉,是与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的宗旨相合。而其当时发表的大量诗作,则多宣扬排满的主张。当然,作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基础,“国粹”之说在他的诗歌中也得以弘扬。嗣后,刘师培首鼠两端,投靠端方,其诗歌则反映了他叛变的思想动机。而刘师培在诗歌中,也抒写了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他没有公开宣示于人的学术评价,包括对自我的评判,这或许更接近其真实的想法。阅读刘师培之诗集,更可以体会刘师培的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再通过梳理他与诗友之间的交谊赠答,判断其在晚清众多的诗歌流派中受湖湘派和同光体的影响,从而确定刘师培在近代诗坛之地位。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

一、引论 在两宋政治生活中,朋党之争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其持续时间之长,党祸之惨,波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不能不令后世学子给予重视。 两宋党争自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吕(夷简)交恶而肇其端。大而言之,有宋一代     

从革命到反革命：刘师培心路历程

在过去一百年革命叙事框架中,刘师培这拨人始终受到多方面责难,不是因为他们不革命,而是因为他们反革命;还不是因为他们始终如一反革命,而是因为他们先革命,是革命阵营中的出走者。这是革命者最难容忍的。我们基于晚清十年政治变革大背景,梳理刘师培那拨人为什么变、怎样变,以及这些变化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     

黄侃治学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     

曾国藩与左宗棠互讦联考辨

曾国藩、左宗棠交恶,世传二人以联嵌名字相讦.引证历史资料(包括有关笔记、谈话、家书、函件、奏疏、对联等),证明二人虽不和,彼此却都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和对待对方,互讦之联纯属伪托.     

刘师培“正名”思考的乌托邦瞬间

"正名"问题贯通了刘师培"变节"之前的思想脉络。刘师培一方面看到中国的意义系统在西方冲击之下需要依照"公例"来修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此一公例只会将中国置入这一霸权性关系,因而他的"正名"冲动意在同时"克服"中西弊端,也引导他走向无政府主义革命。刘师培的"正名"冲动呈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回应中西古今冲突的独特方式,此种冲动的兴衰起伏正相符于刘前后变化的轨迹。"正名"可以说激发出一个新的"起源"瞬间:名物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整理与确认,而且这一"视野"的边界不单是中国,甚至涵括进整个世界。刘师培激进的"乌托邦"政治观正是更大的"正名"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刘师培、章太炎和鲁迅关于"语言"问题思考的同异也暗示着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不同设想。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论

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淫,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刘师培戏曲观研究

从戏曲的起源——古之乐舞与祀神,戏曲的发展与成熟——戏与曲剧的关系,刘师培戏曲观对王国维乃至后来戏曲史学者的影响,刘师培戏曲观的形成与戏曲改良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刘师培的戏曲观,认为刘师培的戏曲观具有开拓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应充分认识其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俗语与骈文--刘师培的进化文学观

文学进化观在近代文学观念中很值得研究,从梁启超和刘师培都可见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而刘师培的进化文学观尤其复杂。本文从他立论的基础即俗语和骈文,从语言文字和文体变迁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他的进化文学观只是一种论证的策略,承认俗语和为骈文立正统分别合于他的启瀹齐民和保存国学两个立场。刘师培只是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来使用他的进化文学观,以至于他的进化文学观不成系统,但是它却暗合了文学发展的潮流。     

"学奸"与"经师"的扦格——试析章太炎、刘师培对汉宋兼采思想的评论

汉宋兼采思想勃兴于清嘉道年间,以陈澧等人为代表,戊戌变法后转入伏流。自其学说之始,学界对其评价便是褒贬不一……,显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批评尤烈。章氏认为陈澧属"三奸"之列,刘师培则认为陈澧兼采之学"曲相附和"、"近名"。而肯定者则有钱穆给予的"经师"之美誉。然而"学奸"与"经师"之间的"扞格"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学术发展至今日,已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解读,或许抛却立场,以客观眼光观之,汉宋兼采思想家亦有可取之处。     

汪容甫与章实斋交谊及学术异同考论

汪容甫与章实斋有三次共事的经历,两人最初交恶是在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议论不合"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实斋始以容甫为"畏友",后视之为"妄人",是其学术发展和心态变化的反映;汪、章两人学术都深受戴震学术的影响,多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区别,具体表现在学术路径、治学理念、致思方向、经世之志等方面。     

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论屈大均与佛门的关系

清初遗民僧今种(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函里为师;后又到南京天界寺转礼道盛禅师,受菩萨戒.他所以转换门庭,是因为与天然及其法嗣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他与函呈等人只是政治上的同道,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这位"僧服儒心"的袈裟遗民还俗后,曾大张旗鼓地辟佛.他这样做,在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受到了其所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影响,他与大汕和尚的交恶,可能也强化了其辟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