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辨——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初论

<正> “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一语,出自南宋刘克庄《恕斋诗存稿·跋》一文: 嘲弄风月,污人行止,此论之行已久。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然康节明道于风月花柳,未尝不赏好,不害其为大儒。恕斋吴公深于理学者,其诗皆关系伦纪教化?而高风远韵,尤于佳风月好山水大放厥辞,清拔骏壮。先儒读《西铭》云:某合下有此意思,然须子厚许大笔力。公学力足以畜之。笔力足以泄之。分康节之庭而升明道之堂,非今诗人之诗也。 这段话提到了程颢、邵雍、章惇等理学家的诗歌特点,也基本上代表了宋代理学诗派的风貌。其中的康节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谥号。     

“周僴”是朱子门人再证

朱子门人周僴和沈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研究者说法不一。争议集中在如下两点:一、周僴是否为朱子门人;二、周僴是否字庄仲。通过比勘和查考现存朱熹语录、语类各本,参证史料和方志,得出的结论是:“周僴”“沈僴”是两个人,都是朱子门人;周僴,字伯庄,温州永嘉人,绍熙四年(1193年)与绍熙五年(1194年)问学于考亭,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沈僴,字庄仲,温州永嘉人,庆元三年至四年(1197年—1198年)从学于考亭,有《语录》四卷。     

空灵·幽静·简淡——贾平凹散文禅意美说略

贾平凹是一位神奇的作家。国外誉他是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国内作家称他是“鬼才”,“因笔端有神鬼厮扯,果然其情泣血,其味澹澹,有别于各位文坛大家。”(张敏《贾平凹早期小说精选·前言》) 贾平凹喜老庄,释《周易》,读《道藏》,到终南山参加禅学训练班,“跟一位禅师学禅”。 (《四十岁说》)他推崇《清源帷信禅师语录》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并把它手书成条幅,悬挂在书房墙上。 (《四十岁说》)他宣扬马祖道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的     

《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总目次索引

语言学　文学邵雍的快乐诗学 (张海鸥) 1端木埰与晚清同学 (彭玉平) 1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罗嘉慧) 1“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 (袁国兴) 2刍论《札朴》之鲁方言研究 (陈焕良吴连英) 2巴金与现代人学———《随想录》新论 (曾绍义) 3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 (李炜) 3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辜也平) 4钱锺书《通感》与Synaesthesie艺术修辞特色研究 (李潮吴伟英) 4孙中山与戏曲 (唐雪莹) 4弋阳腔曲牌初探 (李连生) 4评陈澧《东塾初学编…     

略论苏轼的“诗画异同”说

诗与画,是“本同而末异”的姐妹花。邵雍《诗画吟》曾发挥“诗言志”、“画存形”的传统观念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大意是说,诗歌以语言为媒介,长于抒情;绘画以线条色彩为媒介,长于造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诗就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就不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象外。从创作实践看,无论诗人或画家,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技术效果看,无论诗歌或绘画,都是形依情则深,情赋形则显,两者合则兼美,离则俱伤。无怪有经验的诗人和画家,一面注意诗与画同中之“异”,力求扬长避短;一面又注意诗与画异中之“同”,力求取长补短,使诗情画意达到完美统一。     

论古代汉語介詞“于”、“於”、“乎”

介词有人称之为副动詞,如吳文士同志的《語法讲义(初稿)》(1953年9月上海东方书店第一版)、郎峻章同志的《汉語語法》(《东北师范大学函授讲义》,1955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孺牛同志的《大众語文学习手冊》(195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为什么把已經习用的“介詞”改称为“副动詞”呢?陈书农同志說:“介詞是从动詞中衍化出来的一系列的詞。”(陈著《现代汉语语法》63頁)因此他虽然沒有把介詞称为副动詞,但仍把介詞当作动詞中的一类。这些看法和做法大概是受了王力先生和呂叔湘先生影响的結果。王力先生在1952年4     

略论苏轼的“诗画异同”说

诗与画,是“本同而末异”的姐妹花。邵雍《诗画吟》曾发挥“诗言志”、“画存形”的传统观念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大意是说,诗歌以语言为媒介,长于抒情;绘画以线条色彩为媒介,长于造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诗就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就不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象外。从创作实践看,无论诗人或画家,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技术效果看,无论诗歌或绘画,都是形依情则深,情赋形则显,两者合则兼美,离则俱伤。无怪有经验的诗人和画家,一面注意诗与画同中之“异”,力求扬长避短;一面又注意诗与画异中之“同”,力求取长补短,使诗情画意达到完美统一。     

《尚书》我国第一部演说词集

《尚书》历来被认为史书,笔者认为《尚书》虽具有史料价值,但从整体上看,它首先是一部演说词集。因而连史家也不能不承认:“《尚书》的体例,既不编年,也不纪传,有类语录”。所谓演说(演讲),是有广狭之分的。狭义的演说     

说甲骨金文中表祈求义的■字——兼谈■字在金文车饰名称中的用法

(3)辞的“年”泛指谷类作物的成熟,《说文》:“年,谷孰(熟)也。”《谷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宾组、出组等卜辞说“～年”、“受年”,历组等卜辞则说“～禾”、“受禾”,其义当同。(6)辞的“生”,不少人认为是生育的意思,我们认为其义应近于“子”。古汉语名动相因,所生之子也可以称为“生”(古书中多写作“姓”)。《广雅·释亲》:“姓,子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姓者,生也,子孙之通称也。”“姓与生,古同声而通用。“《左     

王廷相的“意象论”

王廷相(1474—1544)是明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前七子”中一位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他在同宋明道学家的诗论的辩论中,提出了“诗贵意象”的著名论点,对我国诗学的发展是一贡献。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诗贵意象”的观点。从文学史上看,这种意象论,是对(唐)司空图、(宋)严羽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汉字诠释(二)

以yǐ一、用。以,篆文作,从甲骨文金文变来。《说文》:“,用也。从反已。”王筠说:“已,已也。已,止也。用则不止也。字义与已反,故字形亦与已反。”(见《说文句读》卷二十八)《小屯甲编三五四》:“以众,王弗悔。”(“众”指奴隶,“以众”,用奴隶作祭品。)《经法·道原》:“(道)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楚辞·九章·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论衡·程材》:“洗洿(污)泥者以水,燔(烧)腥生者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秦可卿何许人也

自从《红楼梦》传世以来,秦可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了红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人物;秦可卿之死更被看成是一个“谜”。对于她,赞赏者有之,惋叹者有之,而贬斥者显然居多数。故秦可卿虽名列“金陵十二钗之末”,却枉担“宁府淫乱之魁”几百载。持这种看法的理由是《红楼梦》第五回上关于秦可卿结局的讖语写着:“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而《红楼梦曲·好事终》也云:“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谈谈“以”作介词和连词的辨别问题

“以”字在文言中使用率很高。它可以作动词(李斯《练逐客书》:“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左传·昭二十五年》:“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名词(《列子·同穆王》:“宋人执而其以。”)、代词(《吕氏春秋·贵信》引《周书》:“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诗·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候之宫。”),通副词“已”(《国语·晋语四》:“其闻之者,吾以除之矣。”)     

课间偶识

一、《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前一“欲”字,我以为是衍文。疾,疾恨之意。战国时代,国君剥削奴役人民,十分苛酷,人民自然产生疾恨之情,这种感情,是自然的流露,并不是“欲”不“欲”的问题。就修辞来说,有前一“欲”字,觉赘;无则简净。这句上文是:“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可知此“欲”字是涉上下几个“欲”字而衍。二、《赵威后问齐使》(《战国策·齐策四》): “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这句的“威后”,疑是“太后”之误。前文有     

评吴炳的《情邮说》

明末吴炳是临川派中杰出的剧作家。日本戏剧理论家青木正儿称他是“汤显祖后第一人”,李渔说他的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吴梅认为《情邮传奇》不仅“为石渠之冠”,而且“亦为明代各传奇之冠”。这些评价并不过分。然而近几十年来,有些人总认为吴炳的作品描写的是才子佳人,格局小,格调不高。因而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他的地位。我认为对吴炳的作品要从他的创作指导思想上去研究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遗憾的是吴炳的戏剧理论留下来的极少,除《情邮说》以外,其他材料尚未发现。《情邮说》是吴炳留给我们的唯一的理论遗产。透过《情邮说》,我们可以了解吴炳的艺术主张,发现“情邮说”与汤显祖“情至”观念的继承关系,找到衡量吴作思想意义的标尺。     

古籍词义考释二则

在《史记》等书中,“言”字有荐举义;“恨”字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思念”与“情”二义,皆不见于古今著名辞书。本文对此作了详细论证     

白部考述

一、白部非“白虏” 慕容鲜卑为苻秦氏人时称“白虏”,是为确事,《魏书·徒何慕容魔传》明言:“西人(指苻秦氏人)呼徒何为白虏。”但今人又常将十六国时的白部视作“白虏”,却为一桩史误。且看下述例证: 1.《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止,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三十九年为公元258年。查同书《徒何慕容魔传》和《晋书·慕容魔载记》等,可知此时慕容鲜卑酋长或     

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问题

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历来的说法是颇不一致的,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第一、李新等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赣南、闽西。高等学校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协作组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即是这种观点。广东省高等学校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也认为:“赣南、闽西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赣东北)等区……。以上组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编的《中国共产     

解“且为忠魂舞”之“且”

毛泽东同志《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且”字,不应理解为“姑且”而应作“皆”讲。万里长空之众仙子皆为忠魂而舞,句通意顺,无丝毫牵强之意。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八云:“且”犹“并”也。“且”训“并”,“并”亦训“且”。《论衡·非韩》篇:“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且足者也。”又,同书卷十云:“并”,“皆”也。这是非常明白的。“且”和“并”既可互训,而“并”可训为“皆”则“且”当然亦可训为“皆”了。上面裴书举引的王充《论衡》“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且足者也”句中的“且”,就可以当“并”或“皆”讲.